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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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繁榮景象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就不復存在了。二是20世紀前期，尤其是民國時期的上海租界，文藝創作有一段繁榮的時光

。在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間，中國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那段時期可謂是中國文藝創作和其他方面的發展和創新最有活力

的時候，這一歷史對於理解中國的自主創新出路很有啟示。

事實上，我認為，中國目前已有的一些創新動力，還得感謝美國和香港等自由世界資本市場所提供的拉動力。如果沒有這些世界

市場提供的拉動力，僅靠中國自己來激發這些創新激情，中國的經濟可能難有現在這樣的成就。

產權與財富

國營，還是“還產於民”？

本來以為“國營”還是“民營”的問題早已達成共識，沒想到這個問題又成熱點。因此，對這場辯論中的一些問題，我想談談自

己的看法。

首先，關於“國退民進”中是否存在國資流失的問題。我想，在目前缺乏監督、缺乏實質性制約的體系下不發生問題反而怪了，

要不然我們所熟悉的腐敗現象怎麼會這麼多，連大學和中小學、醫院、福利機構、銀行、法院等都時常發生腐敗，你說“國退民進”中有

這樣那樣的事奇怪嗎？“國退民進”是腐敗的“因”，還是更系統性腐敗的“果”？按照常理，腐敗越嚴重的社會里，最可靠的解決腐敗

的辦法就越應該是“物歸原主”，也就是“還產於民”，讓每個人管自己的財產最安全，使腐敗沒有物質基礎。但“國退民進”過程不是

會出現腐敗嗎？當然，如果因為這一點而保留國有企業，那隻會繼續為腐敗提供最大且長久的財產基礎，所以國家不退的道德風險會更大

。我一直認為，像捷克那樣人均一份國資是最公平的民營化程式（其實俄羅斯不是這樣做的，許多人對此有誤解），而且這也跟國有企業

產權的最初定義最為一致，但許多人誤認為這種方式是導致俄羅斯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其實俄羅斯並沒完全按“人均一份”去做。

實際上，從民營化過程中的道德風險角度講，“人均一份”既簡單又遠比“暗箱操作”的腐敗空間小得多。

我們這裡主要想談的不是民營化方式的選擇問題，而是要不要“國退民進”的問題，還有就是產權和經濟發展到底有無關係。

案例研究與學術研究

在這場爭論中，一些人士依賴的結論多是基於案例分析。那麼，由案例分析得出的結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義？在多大程度

上只是研究者的猜想？

實際上，這裡有一個更一般性的問題。隨著過去十幾年MBA、EMBA教育越來越普及，商學院與經濟學教授們可能有點納悶

：案例與傳統的研究方法相比，更易懂、更具體、更清晰；那麼，案例研究是不是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式？當對單個公司進行研究時，這到

底是不是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如何界定？

僅僅透過案例研究得出的結論有時可能很荒唐。舉個例子，中國著名的二胡獨奏《二泉映月》的作曲者阿炳是一位盲人。如果以

阿炳創作《二泉映月》為案例去研究，那麼，什麼人才能夠成為傑出的作曲家？因為阿炳是一個瞎子，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說阿炳之所以

可以創作出《二泉映月》，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瞎子？如果這樣的話，要想成為傑出的作曲家，你就要先把眼睛弄瞎？

還有，在美國經常有人去賭場賭錢，當某一天碰巧贏了一筆鉅款之後，就開始寫書，講授他那天是如何去賭的經驗。比如說，他

可能平時早晨7點起床，但去賭場那天他是早晨6點起床；平時穿一件白襯衣，但那天他穿一件黑襯衣。他會下結論說，正是由於他那天

早晨6點起床，穿了一件黑襯衣，去賭場就賭中了，因此賭錢贏了的秘訣就是早晨6點起床，穿黑襯衣。這也是根據個案介紹經驗並得出

“大結論”的。這類書很多，的確也有不少人買，世界真是什麼人都有。

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單純的案例分析很難是學術研究，頂多是為學術研究做素材準備，幫助你得到猜想，但不能給你結論。

通常說，對經濟的學術研究可以是純理論的，可以是純實證的，也可以是兩者兼顧。即使是純實證的，你有了猜想或者理念後，首先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