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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作用是譴責、約束(非強制性地)不規範的國家行為。在相當程度上,聯合國為第三世界國
家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發出聲音的場所,因為在二戰之前總是有強國發表意見、主導制定國際規則的機會與場所,但弱國卻不然。聯合國
裡每個國家都有平等的一票保證了這一點(聯合國安理會則另當別論)。
這種聲音平臺的一個直接效果是,一方面在20世紀40~60年代中幾乎所有剩下的殖民地國家都相繼獨立(斯里蘭卡、緬甸
、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另一方面鼓勵了許多拉美、非洲和亞洲國家沒收外國公司的產權(尤其是與自然資源有關的產權),將其變為
國有。比如,在1945~1961年間,有12個美國跨國公司的海外產權被外國政府沒收或侵佔;在1961~1973年間,美國
跨國公司海外產權共被沒收過160次。根據聯合國的資料,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跨國公司
圖1–4?外資是流向了富國還是窮國?—1913年和1997年的比較
和個人投資者的海外產權被髮展中國家廣泛沒收、侵佔的時期,這是放棄武力保護海外產權之後,對於國際投資、國際貿易秩序
最大的一次挑戰。
歷史與財富
如何保護一國公民或公司在海外的財產?
在20世紀30年代中,墨西哥沒收了大量的美國石油公司、礦業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資源財產。1937~1941年間,玻
利維亞沒收了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的財產。瓜地馬拉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也沒收了美國公司在其境內擁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智利在
20世紀60年代沒收了德國在其境內開採的銅礦。利比亞、伊朗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強行沒收了英國在其境內的油田。
這類例子不勝列舉。
以美國為例,除了少數引發一系列經濟制裁的情況外,美國政府按以下兩條原則來處理其海外產權被侵佔的事態:第一,外國政
府沒收美國公司或個人在海外的產權時,如果是出於公眾利益(比如鐵路、橋樑、礦山),那麼基本能接受;第二,即使是出於公眾目的
,沒收外國公司或個人財產時,當事國必須支付足夠合理的賠償。正因為這兩條原則,20世紀中葉美國公司在海外的產權被多次沒收時
,並沒有引發戰爭,但爭論、談判的焦點都集中在賠償價格上。
這兩條原則或許也會是仰融案的焦點。
歷史與財富
改革開放時期的世界
關於世界經濟秩序、IMF、世界銀行、聯合國,還有協調跨國貿易規則的WTO及其前身GATT等,這些國際組織的建立及
其歷史背景,當然不是幾千字就能講清楚的。但有一點是顯然的,到1978年中國決定改革開放時,過去200年發達國家逐步建立的
這些國際遊戲規則不僅使中國面對的外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使世界出口市場的容量大大增加,以至於中國工廠製造多少,世界市場
就能吸收多少。過去二十幾年中國的成功當然主要是中國人自己的功勞,但是回想起來,中國在這些年裡似乎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國門開啟
,開啟得越多,世界經濟讓中國經濟增長越多。
如果把現在的改革開放重新放到19世紀晚清所處的世界秩序背景中,那麼我們是否也能看到這麼巨大的經濟成功呢?答案肯定
是“不能”。道理很簡單,那時的第一個必要條件不能滿足:首先,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軍隊為外貿服務,為海運護航。其次,那時還沒
有飛機運輸,也沒有足夠的海運容量,沒有極低的貨運成本,電腦、電子技術也都是二戰期間的事情。
一個簡單的比較是,16~19世紀英國的跨國公司必須要有自己的軍隊,而20世紀美國的跨國公司則不需要自己的軍隊,但
必須僱用許多律師。這就是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它使外貿交易成本極低、出口市場容量極大。只有在這種世界中,才會出現中國自19
78年以來這麼快速的增長。這種世界給我們什麼啟示呢?
從明朝海禁開始,中國就基本停止了參與世界秩序建設的活動。到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只能被動地接受別人設立的國際秩序。直
到二戰期間,中國作為反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