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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峰禪師為師。碧峰禪師給他起了個法號，叫淨清。從此佛教裡有了羅教或者稱作清門的一派。流傳到江蘇，就叫大乘教、無為教。流傳到江西，就叫三成教、大成教。總之是佛教的底子，又摻合了些道教的儀式和道理，傳下了四經一卷，分別叫淨心經、苦工經、去疑經、破邪經和泰山孤卷。信羅教的人有的吃素唸經、有的吃素不念經、有的唸經不吃素、有的經素兩免。到了前清康熙年間，清江地方的漕運伕役組織了糧米幫。山東、河南、江蘇等地的船民丁也起而仿效。他們之中有水手、有舵工、有扛米的苦力、有拉縴的子。無非是極為貧窮的家庭出身，既無恆產，亦無慣技，只能賣賣粗力氣，隨船過著南來北往的流浪生活。這樣的人既組成幫會，便自然而然要替這幫會製造一個神話的來歷，以廣招徠。於是他們看上了羅教這個既佛又道、不僧不俗的宗派。從此，糧米幫兼具了職業工會和宗教組織這兩個性質。
不過，據我老大哥的敘述，他寧可相信這漕幫起源時期的第三個性質才是最重要的。
清代漕糧每年由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和湖南、湖北征收，運往北京通州各倉，供應皇室貴族、文武百官和八旗兵丁的食用和俸祿。每年由八省經漕河運道入京的船數，大約在六七千艘左右。每艘船由一名衛所軍士領運，他的頭銜叫旗丁，形同船長。旗丁再負責召募所需水手、舵工、縴夫、扛工等。這些人力的總數少則七八萬，多則十餘萬。每年這為數十多萬的人丁往返道途的時間，約在八九個月左右。但是除了獲准有限額地攜帶一點免稅土產至沿途各地販售、賺點蠅頭小利之外，每人的“身工銀”——也就是正式薪水——卻少得可憐，不過一二兩到三四兩白銀之間。即使在道光年間酌有增加，大部分工人每年的“身工銀”也不過在十兩銀子上下，可謂清貧如洗了。這些流浪在外的人丁之所以很快地結合起來，其實有經濟上的動機——他們可以集眾人之資，從事小規模置產營利的活動。用我老大哥的話說，就是：“像嬸嬸標會一樣。一個人耍的是小錢，一百個人耍的就是大錢了。糧米幫上一個人是光棍，十萬個人就是大爺了。”
漕糧運京，人丁吃住自然都在船上。可是其餘的三四個月裡，這些出身各省的貧窮苦力又該如何棲身呢？最初他們大都流落港市街頭，捱不過飢寒而瘐死客地的大有人在。後來出了三個羅教徒，分別是江蘇武進人錢堅、常熟人翁巖和杭州人潘清。這三個人在杭州府北新關外拱宸橋地方聚集了一批羅教信徒，斥資建了一座小庵堂。庵堂裡供奉了佛像和羅祖淨清法師的塑身，除了讓人前來上香膜拜之外，到那漕船回空的三四個月裡，還提供簡單飯蔬和被席，讓漕幫裡的人丁食宿。這個設施給許多舵工水手帶來了啟示：他們也可以如法炮製，在不同的水陸碼頭蓋庵堂、供佛像，平日酌收香火錢，到回空期供幫中人丁膳宿。至於幫中人丁則僅需繳納微薄的供養錢，僱一兩個長期看管庵堂的人手。那麼，非但漕船回空期間幫眾彼此有個照應，就算是死了，也還能就庵堂附近覓一空地掩埋，不致暴屍曠野，變作荒鬼孤魂。我老大哥接著打了個奇怪的比方：“這就好比說，叔叔嬸嬸離了老家、投了軍，跟著部隊上了臺灣來。自己混生活，不如大夥兒一道混生活，這就好比當年漕河糧幫裡的爺們兒一樣，算是入了教了。入了教，教親要彼此幫襯。苦雖然苦一點，可是教親終究是教親，有苦大家一同吃，有難大家一同當。你好比說住罷，住這眷村；你好比說吃罷，吃這眷糧。破瓦泥牆、粗茶淡飯，這和從前咱們幫裡的庵堂沒有什麼兩樣，可大傢伙還是一般快活。這麼說你懂麼？”
“過年還要團拜，團拜完還要摸彩。”我接著說。
“對啦！這不是很快活嗎？”老大哥笑了，道，“你明白這個意思就對了。”
“那村長就是老大了嗎？”我一面問，一面想：家父是鄰長，鄰長起碼要算幫裡的老二。
“算不得算不得！那差得十萬八千里，差得太遠了。”老大哥連忙搖手帶搖頭，道，“要這麼比起來，村長不過是個小庵堂的堂主，堂主上頭還有總堂主，總堂主上頭還有旗主，旗主上頭還有總旗主，總旗主上頭還有舵主，舵主上頭還有尊師、護法、正道，再上頭才是總舵主，也就是幫主——不過一般不叫總舵主、幫主，要叫就叫老爺子。”
“那你算不算老爺子？”
“我算個屁。”
“那我爸算什麼？”
“叔叔以前在幫的時節是‘理’字輩兒的。‘理’字輩兒底下是‘大’字輩兒，所以後來叔叔即便不在幫了，給你起名叫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