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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fighting freedom is what my style all about．It's actually no style．”
再度想起這部關於李小龍的紀錄片時我已置身於一列南下的火車上，車廂中零零落落坐著五個人——除了我和老大哥之外，還有他那三個看來不情不願、睡眼惺忪的徒弟——此時不論你稱他們“技師”甚至“廠長”，他們都不會搭理你的。大致說來，我們坐成一個梅花陣的形式。我居中，老大哥在右後方三排之外的窗門，那三個則分別佔住另外三個方位的視窗，我前面的兩人還把椅背翻移到對向而坐，以便能觀察我後方的動靜。這就十分尷尬了，因為我們三個人的視線總會在刻意迴避之時不期而遇。四目既不免交接，我便更能感受到對方在老大哥頤指氣使的差遣之下“護送”我這一程是多麼地無聊、無奈，又多麼地敢怒而不敢言。於是我只好低下頭，抽出高陽那疊手稿來讀。
我沒有特別注意所搭乘的火車是哪一種型號，只知道它大站小站無站不停，且不時會碰上必須暫停讓軌的會車狀況。應該是行經竹南附近的某地，我們這列車居然在曠野中停了半個小時之久。我從而讀完了厚甸甸的一份手稿，只覺渾身上下的每一個骨節都像是當年在青年公園裡被孫小六整治了一番之後那樣，忽然間崩鬆脫落、又在轉瞬間接合了回去，還發出“叱叱喀喀”的聲響。
我在這一刻重新想起《精武門》和那部暴露拍攝作業實況的紀錄片來——可不只是因為骨節叱喀作響、渾似李小龍的緣故，更準確而深沉的原因是：我開始面對一個寫作上的問題——該如何將腦海中只有一個畫面的《城邦暴力團》寫出來？寫成之後的《城邦暴力團》要像《精武門》那樣的一部電影，還是像側寫李小龍的一部紀錄片？我之所以如此困擾，乃是因為我所想像的、虛構的情節有如一部剪輯完竣、順時展開的《精武門》，但是故事平庸、張力荏弱、內在情感既單薄又刻板。然而在另一方面，我所面對的真實材料卻奇險詭異、荒怪迷離，充滿了超越經驗和常識範疇的生動細節；偏偏這些真實的材料又非依循時序的推移而為我所得——許多較早發生的事件是截至我細讀高陽的手稿之際才顯跡露相的，當這些材料正補充著我行將遺忘的一些生命記憶之時，我就活像是一個誤把八厘米紀錄片的畫面植接到劇情片裡去的導演，讓胸口已經冒出一枚血紅的“終”字的“陳真”落下地面，以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走入大廳，準備面對門牆外正噴出硝煙的槍陣，怒喝一聲……
恐怕也正是在竹南附近那個曠野之中不進不退無前無後近乎永恆的等待期間，我決定將高陽的手稿抄入《城邦暴力團》的情節裡面。也正由於這份手稿的篇幅龐大、內容蕪雜，抄也不勝抄，只好揀擇篩濾，裁去其中大抒思鄉之情、憂國之感以及痛詆學、官兩界袞袞諸公貪鄙庸懦的章節。如此剪摭，居然亦能成章，可見高陽行文，常隱端緒於枝蔓，令讀者初讀如隔霧看花，再讀則撥雲見日，三複斯旨，則赫然發現：那些看似無關宏旨的細節、議論甚至個人感慨，其實卻是把來調劑情節，製造“穿插藏閃”趣味的佐料。儘管如此，我還是不得不精簡刪削，載抄載惜了。以下便是高陽之文，原亦無題，姑名之曰“殘稿”——
【高陽殘稿】
記不得是多少年以前了，閱書讀報之餘，偶有所悟，而時過境遷，往往茫然；有時寫稿，更覺某一事曾持一看法而有當於心，此看法如何？則每每不復省憶，輒大憾，遂作“隨手”，欲矯其失，然又不耐小品之薤露易，作了六篇，便罷手了。
“隨手”算是一體，清朝軍機章京的術語，辦某事畢，隨手錄其緣由，動筆則免思，多記以備忘也。
某夜與周棄公、沈雲公、徐高公、張佛公小酌，聽周棄公說“縣太爺的笑話”，其中有“錢收發”一則，大意是說：民國二十年前後，有趙某經發表為蘇北某縣縣長，接獲委令，趙某之父便與新官兒子扃戶密商，該如何在任上搞錢。當時縣長兼理司法，縣府收發處收受狀子，是個極有膏水的關口，老太爺堅持自充其職，卻礙於兒子是太爺，卻怎好委屈老子幹收發呢？遂想出個改姓的主意，讓老太爺冒姓錢，賃居邸外，彼此皆不認父子的關係。老太爺得以自營金屋，又添了外快，自然不安於室，甚至包了名土娼。久之老太太聞訊，即命兒子撤了老子的差。可是撤了差，豈不也斷了油水的路？老太太只好妥協，但是堅持讓老太爺下班之後即回邸舍上房。老太爺無奈，只得日日等縣府職員走光，看清了四下無人，才一溜溜到後進，躲在老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