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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李資政薦了來的。而仲武身懷絕技，有飛黃賁石之勇，雖然矮小些，倒的確是深藏不露的。我與田仲武所隸不同、職司亦異，但是時相過從，卻也過了年餘，才知他真有功夫——能以一掌心吸啜空酒瓶，瓶底復粘另一瓶口，如此連連，可至七八之數。惜仲武矮小，非登桌蹈高不能售此技。我也只在他醉後見識過一回。
徐高公歸道山後未幾，我從饕友唐魯孫處得知田仲武在竹林市開了爿“田翁餃子莊”，即驅車往訪，果然重逢故人。“舊翁”的餃子好在餡食結棍而綿軟，更好在麵皮勻潤而堅實；內藏不膩、外披不滑，決非尋常名店的凡品可比。我大嚼數十個，始悟其佳處必與田仲武的拳腳功夫有關，乃殷殷探問個中緣故。渠徐徐告我：“的確是掌中火候使然。”
原來他老兄在那趙知縣衙中闖了禍，混不下去了，聞聽人說“南昌行營”方面有招募什麼青年團的部曲，便乘小輪溯江，投了軍，未料到了“行營”派差，乾的仍然是衛士。
一日，忽然來了命令，要找個練家子替賀衷寒辦件事。田仲武亟思有所表現，當下應卯去了。孰料賀某的公事竟是揍人——那人給囚在一間辦公室裡，吃他打了一頓，居然不慍不惱、不抵不拒，反而指點了他一套舉法。日後那人不知如何竟成了賀某的股肱，留在“行營”聽用，於是也和田仲武交上了朋友。時日稍久，非徒講談些古往今來的掌故，開益其心智，還點撥了他一套心法，助增其武功。那人正是日後又把田仲武薦給王叔銘的李綬武。我知田仲武敦實謹慎，非妄言者，從而對李綬武產生了好奇的興趣。
據田仲武形容，這李綬武似非甘心情願為“力行社”所用，可以從一樁小事上看出。
是時約在一九三二年，李綬武在“南昌行營”居停，形同軟禁。大多數的時間裡，他是足不出戶的，只在計劃科翻讀文書。每隔二三日，賀衷寒便前去叩門，二人隨即密談數刻。由於例行的端茶送飯，以及偶爾要陪同李綬武到附近街市遊走閒逛，甚至找浴池洗澡之類的瑣事，都由田仲武打理，兩人交接漸密，仲武也漸漸看出了李氏的鬱郁。
某日，賀衷寒又來密商了一兩個小時，仲武正待為二人換茶，賀衷寒剛要出門，回頭拋下兩句話：“‘大元帥’自有‘大元帥’的盤算，我是保不住他倆了。”賀離去後，李綬武叫仲武進門，愁眉苦思了半晌，才對仲武道：“可否請老弟給張羅幾樣物事？”
李綬武要的東西是幾支大大小小、形制不一的毛筆，一卷宣紙和各色染料。在仲武看來，這幾樣東西頗為尋常，更不虞觸犯“行營”安全規定，隨即給備辦了。而李綬武果真就伏案揮毫，不眠不休地作起畫來。其間約莫有兩晝夜的工夫。
仲武畢竟是莊稼人出身，既不通文案、更不識丹青，只知道畫中有兩個對坐飲啖的古人和大片的林木樹石之類。畫成之後，也不知李綬武作何處置，仲武也未甚留心。又過了一天，賀衷寒忽然神色倉皇地跑來——似乎是情急之下、不及遣退仲武，徑自衝口而出，對李綬武道：“戴笠有諜報來，說‘大元帥’險些遇刺！據傳是馮玉祥所主使。”
李綬武卻氣定神閒地答道：“這事，應該已經化險為夷了罷？”
“你日日足不出戶，怎能得知？”
“那一日我初入貴‘行營’，那位居先生不是說‘戴公來電報交代我和那叫花子上南京出一趟差’麼？試問：是什麼樣的差得勞駕兩位練家子慌急登程，竟然把在下就那麼撇下了？再者，戴先生是何等精明的人物？設若此事未曾平息周至，又怎麼會放出個‘大元帥’險些遇刺的諜報來呢？”
賀衷寒聞言似是寬了心，也才瞥見仲武立在一旁，正作勢要將他揮出，李綬武卻接著說道：
“賀公當真要擔心的，反而是居先生和那邢福雙呢！”
“噢？此話怎講？”
“那日居先生還說：‘這差事幹下來，我也許能跑一趟山東泰安。’又說：‘各位還記不記得我說那叫花子身上有一部機關，其價值不亞於十萬雄師？’敢問賀公：待居先生得了那‘不亞於十萬雄師’的寶貝機關，他在戴先生乃至‘大元帥’跟前，又該是如何地風光神氣？”
賀衷寒這時沉吟了，來回在室中踱了一陣方步，不發一言。
倒是李綬武開了腔：“賀先生要是信得過我，我倒願意走一趟，把那叫花子的機關破了，也免得江湖秘技竟為妄人濫用誤用，終不免搞得生靈塗炭，這——恐怕也是賀先生在《一得集》裡所強調過的‘革命戰爭的目的在乎非戰’這般信念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