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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比我想像的還要長一點，但是我並沒有去計算：到底過了幾天、幾個月還是幾個冷暖交替的季節？我也從沒有離開這裡的意思，其間我經常走訪我的鄰居們，有些時候興之所至還會穿過九號房間祠堂的側門，到廚房去幫老田幹些零碎活兒，摘摘菜、提提水、淘淘米什麼的。偶爾，我會在黑漆漆的通道里和萬得福或者我老大哥擦身而過，甚至撞個滿懷。大部分的時候我總在前廳遇見那幾個老傢伙。沒有誰再提起字謎的事。
極少的情況下我會出門走走——通常那都是在我非常想念紅蓮的清晨或深夜。最後的一次是個颱風夜。陳秀美在那臺風還是個呂宋島北方海域的熱帶性低氣壓的時候開始向我述說她和紅蓮相依為命的十二年。紅蓮從一個襁褓中的嬰兒成長到豆蔻初綻的少女，其間都是在這裡度過的。當時，這裡叫做“人文書店”。
紅蓮在斜對面四十八號的陳忠義醫院出生，沿著自由路走到中山路口明功堂藥房的這一段，是紅蓮最初搖擺學步的旅程。此外，中山路一百號當時是一爿正章洗染店，陳秀美白天在人文書店當差，入夜之後便到這洗染店打雜兼記賬。每當陳秀美忙碌起來的時候，紅蓮就會一頭鑽進那些吊著、掛著、堆疊著的衣物之中藏匿，通常母親總得花上一兩個鐘頭才找得著她，彼時她多半已發出鼾息，然而睫角猶溼、抽咽未止，夢中似乎仍堅決地表示：母女之間這小小的離棄遊戲，是由她所發起。
沿著同一個方向往下走到中山路一百五十五號，此處原先是一家大公委託行，許多跑單幫的買賣人出入的地方。這些單幫客幾乎時時在臺北、東京、香港和馬尼拉飛航往返，以隨身行李攜帶時髦的衣飾、珍貴的古董、價值不菲的珠寶和罕見的洋式玩具，入境即交行委賣，賺取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佣金。紅蓮則可以隨時到此地索取任何她想要的東西，因為“大公”幕後的東家正是大夥尊為“老爺子”的萬硯方。紅蓮兩歲的時候擁有一個眼睛可以眨動的洋娃娃、四歲的時候得到一架附有三十二枚彈鍵的手風琴、五歲的時候玩起單眼照相機、八歲那年的春天跨上一輛接裝了動力馬達的腳踏車不告而別一路騎到基隆——萬硯方發動上千名庵清光棍找著她的時候，她指著西北方海天一線的遠處，隻字不語——到九歲和十歲上，同樣的事紅蓮又做了兩次。是否因為這三次出走而重新喚起陳秀美突然失去丈夫的恐怖記憶？她並沒有說清楚，可是爾後兩年間紅蓮的生活景況可想而知——陳秀美在母女倆的手腕上緊緊地縛起一條長約八尺的細鎖鏈，鏈條稍稍繃緊或鬆弛，陳秀美都會膽戰心驚一陣，立即摟住紅蓮、渾身顫抖、低聲啜泣。
這樣近乎病態的分離焦慮終於讓陳秀美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完全崩潰了。九月十八號那天，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在雲林北港地區逮捕一群涉嫌發起武裝叛亂、推翻政府、完成臺灣獨立革命的人士。由於這群人士之中有個叫詹益仁的，在虎尾開設了一爿“國際照相館”，正是他們平常聯絡開會的秘密總部，一時風詭雲譎，全臺各地凡是名為“國際”的照相館都受到嚴密監控。偏偏在臺中市區、臺中戲院對面巷子裡也有這麼一爿“國際照相館”，原本和詹益仁毫無干係，卻飽受同名之累——九月十八號晚間八點鐘左右，突然闖進來十幾名武裝便服的人物，逢人就逮。是時警笛蜂鳴、探燈四射，方圓數里之內，連蟲蛇鼠蟻亦不容遁跡。陳秀美便是在這天深夜將人文書店前後門窗自內釘板封絕，還把紅蓮和自己纏裹了三副大鎖，捆在屋後天井裡的汲水鐵桿上整整兩晝夜。書店的負責人錢靜農萬不得已，只好從消防隊中請來兩名庵清光棍，持利斧破門、搶入，救出母女二人。不料此事不密，竟然在九月二十二日上了報，鬧出一條“紅粉佳人奈何作囚”的尷尬新聞。虧得萬硯方拉下老臉，請託了些報界高層的關係，權將訊息壓了、未再渲染，才算息事寧人。大約也就是因為這個事件，祖宗家門傳下“旨諭”：將陳秀美送入汪勳如的“河洛漢方針灸醫院”診療休養。此外，李綬武也活動了方面上的人物，給她請得了一個“烈士遺族”的身份，既能申領些許微薄的生活津貼，還可以免試入上庠寄讀。這就一如萬得福所言者：錢靜農幫襯盡力，非但親炙私淑，還另向幾位知名教授薦過，讓陳秀美一面治病、一面求學。唯有一樁，那就是暫且不能與紅蓮共同居處，以減妄執煩惱。
對於當時的紅蓮來說，那可能是一段優遊快樂的日子罷？每到星期天，她便跟著孫孝胥到西門町歌廳、戲院巡走，販賣香菸糖果。星期一則隨趙太初至新公園、衡陽路一帶擺卦攤。星期二泰半是前往“河洛”探視陳秀美——和母親的團聚彷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