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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東嶽廟是小刀會眾醵資興建的一座極樂庵的廟產。”李綬武道，“強徵地方會黨的產業，又不予人好處，自然要鬧譁變了——賀先生請再看這幾份檔案。”說著，索性將底下那幾份檔案往几上一扇鋪開，作孔雀開屏之狀。
攤在表面上的同樣是民國十八年簽報的一份公文，具銜的是山西大同縣政府，註明副本呈古物保管委員會，說的是雲岡石窟佛頭遭宵小盜斫九十六顆的一宗案子，縣府呈上這份公文的目的是在說明釋放該案首謀邢福雙的原因。但是詳細敘述其原因的附錄檔案並不在卷中——它被人簽了個“永平”字樣便消失了，空留騎縫的半個藍色“機密”印章殘跡。
“這邢福雙是居伯屏引進來的諜報人員！”賀衷寒顯然又是一陣駭怖驚恐，連聲音都抖顫起來：“‘永平’是戴笠的化名！”賀衷寒再往下翻去，緊挨著大同縣政府這一宗文卷底下的卻是與宿遷和大同兩案全然無關的另一件事。此事賀衷寒原本是極為熟悉的——
原來是不久之前的民國二十年十二月，“老頭子”在老漕幫萬硯方的建議之下忽然請辭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以及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等各本兼專附之職，圍繞在“老頭子”身邊這一批死忠之士便商議著該如何挺護故主復出，而有“三民主義力行社”等大大小小的組織相繼出現。照說賀衷寒是此中極為核心的分子，對於一切籌措佈置可說是不論鉅細靡有孑遺。但是眼前的這宗文卷賀衷寒卻從未過目——它是由一個署名“佑洪”的人所寫的。乍看之下，賀衷寒還以為“佑洪”又是戴笠的化名。然而往下再看去，竟有“老頭子”硃批：“速向戴先生請示，勿誤！”顯而易見，這“佑洪”當非戴笠本人。且可能由於“老頭子”行文過於心急，竟然在“勿”字上多點了一點，使之幾乎成了個“匆”字。以“老頭子”書寫習慣言之，即便那字寫至中途發覺有誤，也要一氣錯寫到底，最後再圈去重寫，是以批文上留下了明顯的塗改痕跡。
至於這個“佑洪”的呈文內容，賀衷寒更以為是不可思議的事，它根本無關乎政軍要務，大意不過是向“老頭子”報告：“遠黛樓”舊址已經尋獲，證實是位於上海蘇州河北岸、美租界外一處叫做黃泥塘的地方，現址已經封鎖，日內即可鳩工整頓。所欲“敦請”“老頭子”“鈞裁”的部分是“躉遷日期”。
賀衷寒前思後慮，硬是悟不出“躉遷日期”之意為何來。試想，自民國二十年秋，“九一八”事變以降，舉國所關心注目者皆在抗戰一事上。無論重攘外抑或重安內、先剿匪還是先抗日，要之“老頭子”的一言一行，可謂動見觀瞻，也因此才有下野徐圖之議。在這樣一個重大的時刻，怎麼還會有遷居至某樓舊址之類的文捲上呈？而“老頭子”又怎麼會急批交發戴笠處分，甚至寫錯了字的情境出現？此外，倘若呈文者“佑洪”所請示的是遷居日期，又怎麼用了“躉遷”這樣一個怪字眼？再有一個，便是這“遠黛樓”看來真是十分眼熟，卻怎麼也想不起它的來歷了。賀衷寒且遲疑著，倒聽那李綬武昂聲說道：“賀先生要是想不起‘遠黛樓’來，我捱那居先生一頓好打可就有些白白生受了。”
賀衷寒再幾轉念才想起那日居翼向窗外瞻望，發現李綬武在總部門外逡巡顧盼，狀似十分神秘，才將之挾入質問。不料一進門，就讓居翼瞅出了身份來歷，還用老漕幫當年在遠黛樓遭遇劫難且獲救的一節掌故來考較了這年輕人一回。李綬武這麼一說，賀衷寒便略見恍然了，道：“那日聽居翼和你老弟說什麼樓塌了，某人救出八八六十四位元老而不費一刀一槍，還說什麼某人姓錢，是那錢靜農的祖上——可是這既是前清時代老漕幫的家務事，又怎麼同大元帥扯上牽連？又如何與戴笠有關聯？”說著，他順手將桌面上剩下的七八份文卷一一抓起，隨目瞬過，見有請老頭子裁示的、有向老頭子報告的，有申請經費的、有建議人事的，有的隨文附上了厚甸甸一份計劃書、有的寥寥數語閒話家常……其間共同之處皆是批文：得交付戴笠處分。
“請恕在下直言，”李綬武順手將之前那幾份包括髮電廠調查報告、宿遷縣東嶽廟改建演講廳徵收案、雲岡佛頭盜斫處置說明以及由“佑洪”簽呈的遠黛樓請示等四份文卷收理在手中，整整齊齊攤平在幾沿兒上，才接著說道：“賀先生要是肯耐下性子仔細玩味，便能尋摸出這些文卷之間牽絲攀藤的關係；也就知道大元帥為什麼在軍務、財務之上，猶且獨重特務的發展；又為什麼在這麼些個同鄉親近之中唯唯對戴笠委以那麼些雞零狗碎的任務——其寵眷之隆、信賴之深、倚仗之重，更不是旁人所可僭越的了。賀先生方才問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