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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麼?如果我在一九六七年時便有足夠的智慧讀懂《神醫妙畫方鳳梧》,則想必會發現:萬硯方之所以珍藏這幅畫,豈是因為他看不出這畫出自仿手?相反的,正因他知道這畫看來像極了方鳳梧的手筆、卻出自仿偽,遂從而明白,仿畫者乃是要借擬似的筆墨來喚起注意,一旦看出這畫之於方鳳梧的真跡只是“形似而神非”之時,觀畫者已經了悟了畫中用典的喻義是在提醒他:“老頭子”(曹操)對萬硯方(劉備)是存有猜殺之意的。更隱微蘊藉的是:劉備以一個捏造的遁辭——畏雷——掩飾其“失驚落箸”的真相,而仿畫者又何嘗不是以一種捏造的方式來揭示觀畫者真實的處境呢?
這樣說似乎把情形描述得過於抽象了;其實不然。在《神醫妙畫方鳳梧》這本書裡,就曾經具體敘及這一樁借工筆細繪之圖傳達秘密訊息的事件梗概。我先把這幾段文字翻譯成白話文,夾附於此:
“我的老師方鳳梧先生一向以為:繪畫這門藝術有幾個漸進的層次。首先是求形貌近似實物,因為不經過這一階段,畫家便不能體會自己和外物之間的關係。修養稍微高些的畫家便不會以形似為滿足,他還會要求作品能夠表達意義,這是第二個層次。若要更進一步,畫家更應視其作品為表現某一意義的唯一形式,而非表現普遍意義的尋常形式,這是第三個層次。再進一步,畫家還應當注意,某畫是在向某人傳達某義,而非向所有的人傳達某義,是以畫家還須懂得如何讓這唯一的意義只容會心人賞識——這便是第四個層次了。一旦進入這個層次,一幅繪畫便猶如一封私人的信函,寫信的人和讀信的人都會感悟到彼此之間無上的契合。
“方鳳梧先生作畫秉持此理,行醫亦然。對於看似同一病徵的患者,他從不開相同的藥方,總在千方百計診查出病家如何飲食起居、行止坐息的諸般細節之後,仍不肯輕易施針用藥。他總是這樣說:‘針藥方劑如丹朱水墨,須在極微小處留意全域性,偶一不慎,反而貽禍深遠。一張畫畫壞了,還可以廢棄不顧,拿來糊窗糊壁、覆瓿覆盎;但是一場病診誤了,豈不戕賊性命?那就傷天害理了。’
“從這一點去看,方鳳梧先生的繪畫藝術倒極有可能是從他對個別病理的體會起步,而發展出前面所說到的四個層次。一幅畫的美妙,既不在它如何圖真形似,亦不在它如何寓意存思,而是在它如何顯藏露隱,使某個觀畫的人能獨得所悟——一幅卓越的繪畫,就像一帖高明的藥方,恰好只能適用於一個需要它的物件。得著那帖藥方而痊癒的病家倘若不止一個,只能看成是病家的運氣、福祉,而不該是醫者追求的目的。同樣地,一位優秀的畫家的任何一幅畫,或許只是為了向某一個獨特的觀畫者傳遞一個知音識趣的召喚,倘若這幅畫不只得著一個知音識趣的觀者,只能看成是觀畫者的獲益,而非畫家的成就。
“大約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收到一幅匿名人氏寄贈的繪畫。此畫無款無識亦無題,且未經裝裱。初寓目時,只覺畫中的一列竹栽十分突兀,各株姿影竟一模一樣,渾似方鳳梧先生所擅繪之孤竹,不過是衍一株為一行。這刻意為之的筆墨非徒襯景而已,更在示告:畫這幅畫的人是要藉由我對方公繪藝的玩熟洞悉來指點我一些意義。
“再閱此畫,我立刻發現它看似說了一個曹孟德煮酒論英雄的故事,其實還隱藏著別的細節。其中最明顯的是身著藍衣、看似為‘失驚落箸’的劉玄德的人物。此人在圖中左手懸空、右手持箸,但是畫者只畫出了他的九根指頭,偏就是右手的食指屈曲,看似為刀鋸截去。試想:劉玄德故作畏雷之語以掩飾他識破曹孟德暗藏殺心的事實,則失落一隻筷子的食指反而應該是戟張而非攣屈的,之所以攣屈成截斷狀,豈非另有所指?我於是再仔細研看,又發現畫面右邊——也就是傳說中使君種菜的相府後園地上——放置著一個水桶,桶邊有隨手棄置的木勺。看來這是因為當時許褚、張遼銜命率眾來邀梅亭之宴,劉玄德去得匆忙,隨手將勺扔了。然而仔細比對便可看出:桶中所貯尚餘清水數升,可是勺底卻呈青黑一片,彷彿殘餘著什麼尷尬物事,使人無法不往殘餘著毒物這一方面去想。
“再看那藍衣人,頭扎包巾,的確像是剛從菜園裡扔下澆作、前來赴宴的模樣。然而,若說匆促間來不及將木勺置於桶中,卻怎麼來得及換上一身長袍呢?倘若劉玄德原本就是穿著一身藍袍在後園澆水種菜,則何以不擔心在俯仰曲直之間弄髒了袍角呢?——他為什麼不往袍子上繫條束帶,以便綰住下襬、免得沾染泥垢呢?是以,衣帶之闕如必定另有密意。
“這幾處十分細微而不合情理的小節立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