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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拿一些曾經阻撓或破壞了“動員戡亂業務”的人呢？——那個到我家來普查了半天的跛子不是口口聲聲說什麼“這兩年匪諜潛伏分子”如何如何，以及“破壞反攻大業”又如何如何的嗎？
在這麼琢磨著的時候，我幾度險些脫口而出，想要央求家父讓我把他存在電腦裡的另外二十七條“備考檔”給一口氣看了。我直覺認為：其中一定還有些可以拼湊解讀的文字，暗藏著不少在當年促使“老頭子”隻手重整情治系統的秘密。可是話才到嘴邊，卻又縮回了喉頭。我不知道該如何確切解釋這種即近而情怯的感受——或許是我體內那隻藏頭匿尾的老鼠又在騷動著了，它正掀挑著稀疏而敏銳的鬍鬚，提醒我，咫尺之外這個看上去頹喪失措、侷促不安，且顯然替他的兒子憂忡無已的老人恐怕也有他非常非常之老鼠的一面，他也有不該被任何人挑動、觸犯或撩撥的隱衷。為了向他的兒子揭露這世界有多麼地危險可怖，他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撕裂他心底最脆弱的傷口，讓原本已經被流逝的時光和瑣碎的生活輾拂癒合的痂痕又湧出鮮血來。在這樣想著的時候，我抬腳尖勾起那袋書，探手抱住，低低喊了聲：“爸。”
老人抬了抬眼皮，從某個我無從得知的回憶中醒來，怔怔地望著我，彷彿以一種不勝哀矜的神情在跟我說：什麼也別再問了、什麼也別再想了，像我們這種老鼠一樣的小人物能活一天算一天，逃一步是一步。然而，即便是這樣卑微的幾句話，家父都沒能認真說出來，他的一生似乎總只能對於我們所無能為力的世界抱以疲憊至極的沉默。
“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樣，爸。”我順手抓起桌面上那本《七海驚雷》塞進袋裡，道，“我可不想將來收到什麼狗屁倒灶的渾蛋寄一堆我兒子打野炮的照片來嚇唬我。”
“你不想想高陽麼？”這是家父的最後一記掙扎。他一手托住額頭，再度瞑上雙眼，有如預見了多麼不忍卒睹的景象之餘，猶揮之不去地搖晃著腦袋。
“高陽生前要是來得及把這些東西整理清楚——”我把那袋書和文稿高高提拎在半空之中，道，“寫成了書、發表了，讓大家都讀到、也都明白了，也許還不至於遭了‘他們’的道兒——”
“你、你想怎麼著？”家父像是忽有所悟，雙手朝藤椅扶手上一撐，站起了身。此際我早已拔下房門插銷，扭開喇叭鎖，勉強擠出一絲不知該說是安慰他還是自我安慰的笑容，道，“但是‘他們’絕對想不到，我可沒有高陽或者你那樣的耐性，非把事情研究透徹了不可——”說到這裡，我已經衝出家父的書房，跳過長几，直往屋門奔去。
家父在我身後好像還追問了一句：“你要幹嗎？”我的答覆則飄蕩在整棟公寓之外的夜空之中：
“我會把他們攪渾、攪亂的世界攪得再渾、再亂一點！”
43 小說的誕生
這是我動念要寫作一本名叫《城邦暴力團》的小說的那個夜晚。大雨又劈頭罩臉地下著了，我一鼓作氣跑到中華路、西藏路口，設想著多年以後，當孫小六活到和我差不多年紀的時候，是不是仍然在想盡各種法子逃脫那些個老傢伙的追捕？他應該也會和我一樣，先躲進路口這幢名為“南機場公寓”的“國宅型”建築中避雨。彼時他身上應該還穿著那件他哥小四打從修車廠庫房裡削出來的夾克，胸前背後各繡了一組汽車油精牌子的英文縮寫字母，腰間纏著孫老虎傳給的一卷軟鋼刀，腳下趿拉著小五親手縫製的黑幫子白底棉布鞋，皮夾子勉強不算空，還塞著一疊他老孃在褥子底下攢了不知多久的小額舊鈔票。這小子也許不急著趕路——穿一身給雨淋得透溼的單薄衣褲行功疾走，這叫沒病找病；他應該會一直在“南機場公寓”地下樓的菜市場裡等到雨過天青。我猜那會是一個和今晚截然不同的季節（最好是微帶溼涼之意的初冬）。直至拂曉前後，夜雨漸息，孫小六不敢大意，先躡步躥上公寓頂層的樓梯間，從既小且破的玻璃窗中向下張望，確認方圓數百丈內並無任何一人的蹤影之時，他便一躍而出，一雙腳掌落在紅磚道上，拳抱兩儀、眼環四象、氣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個蹲姿。
關於《城邦暴力團》，我最初的想像僅及於此。這個小小的段落猶如一首交響樂曲乍然展開的動機，反覆縈繞、迴旋，從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的那個雨夜開始，可說無時無刻不在搦動著、觸探著我的意緒，直到我把它寫出來的那天為止——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把它寫出來的那天正是一九九九年的初冬某日清晨，孫小六當真從我所說過的那個五樓破窗中一躍而出、逃向竹林市去了。
容我不帶任何神秘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