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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高逸平的話，冉玉瑛也回過味來了。她看看高凡，又看看高逸平，怯怯地問道：“老高，小凡乾的事情，不犯法吧？”
“按目前的政策，應該是不犯法的。”高逸平字斟句酌地說。
“那政策會變嗎？”冉玉瑛繼續問道。
高逸平遲疑片刻，說道：“這個事不好說。我和一些企業領導私底下聊天，大家都覺得，政策再收回去的可能性不太大了。
“你想，這幾年的政策，大家都是能夠看得到的，老百姓得到的好處是實打實的。如果政策要收，恐怕老百姓就不會答應。”
經濟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帕累託最佳化”，意思是在不使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損害的前提下，至少使一個人的利益有所上升。
與之相對的，是非帕累託最佳化，也就是在改善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時，損害另一部分人的福利。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帕累託最佳化開始的。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國家出臺的政策都是對百姓利好的，沒有誰的利益會受到損害，因此也就沒有什麼人會反對改革。
偶爾有些發牢騷的，只是看到別人得到的好處比自己多，心理有些不平衡而已。
從80年代中期開始，改革逐漸走向“深水區”。可以進行帕累託最佳化的空間已經很小，大多數的政策都屬於非帕累託的。
也就是說，任何一項措施的出臺，在有利於某個群體的同時，都不可避免地會對其他群體產生損害，於是各種矛盾就開始出現了。
在這個時候，國家只能是權衡利弊的大小，讓一部分人遭受一些小小的損失，換取另一部分人獲得更大的利益。遭受損失的那些人，也不是永遠都遭受損失，國家會在後續的政策中給他們以補償，當然，屆時又會給其他人群帶來一些傷害。
此時還在80年代初，大家看到的都是改革措施所帶來的好處。所謂“政策要收”，只是一部分思想僵化的人在臆測，如高逸平這樣年富力強的企業幹部，對改革還是非常支援的，對改革的前景也充滿了樂觀。
高凡作為一名穿越者，自然知道改革是不可能倒退的，政策只會越來越寬鬆，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把商品經濟視為毒蟲猛獸。
“媽，你就放心吧，政策是不可能收回去的。你是沒到水南去，水南那邊到處都是做生意的，經濟繁榮得很。你想想看，鄧廠長的歲數比我爸還大，閱歷肯定更多。
“我讓他和陳興泉合夥開店，他二話不說就答應了。如果政策要收，像他這樣的企業幹部，豈不是最危險的？”
高凡隨口找著證據，用以說服冉玉瑛。
冉玉瑛有些將信將疑，她看看高逸平，問道：“老高，那這件事，對你有牽連嗎？”
高逸平說：“和我有什麼關係？我是國家幹部不假，但我沒有經商啊。小凡已經高中畢業了，是個成年人了，他和誰做生意，和我無關。
“他的技術也不是從我們廠裡偷出去的，他的技術是……，咦，對了，小凡，你怎麼會懂得防汙塗料的？”
“這個和觸媒的事情是一樣的啊。”高凡說，“我在書上看到國外搞的防汙塗料，然後我分析了一下原理，設計了一個配方。上次陳興泉到滄塘來，我就把配方給了他，讓他回仁橋去做實驗。
“他找了一些船，免費給人家塗那種塗料。結果那些船出海回來，船底下乾乾淨淨的，沒有貝殼之類的吸附，這就說明我的配方是有效的。”
“我兒子就是聰明！”冉玉瑛喜不自禁地說。
“我呢，我呢！”高敏舉起一隻手，像是小學生申請發言一樣，嘴裡嚷嚷道。
“你也聰明！我女兒更聰明！”冉玉瑛沒好氣地說道。
高逸平自然不會去管那母女倆的例行拌嘴，他對高凡問道：“小凡，這麼一家一年能夠賺到100萬毛利的企業，你完全交給陳興泉去管理，你就不擔心嗎？”
高凡道：“擔心有什麼用？我也不可能蹲在仁橋盯著他。我幫鄧廠長的忙，就是想找個幫手，遇到特殊情況的時候，說不定他能派上一些用場。”
“你考慮得很周到。”高逸平說。
高凡說：“當然，鄧廠長那邊，也就是在關鍵時候能夠用用，平時我也不可能讓他去接觸塗料廠的業務。這件事，我交代陳興泉要對鄧廠長保密的。”
“完全應該。”高逸平說，“如果老鄧知道你一年能夠賺到50萬的毛利，他肯定會眼紅的，說不定還會想什麼歪點子來壞你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