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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車，到了杭州。在杭州，去了浙江大學，也順便逛了一趟西湖。
再下一站是廣州。有了二次經驗，進站已不再是一個問題！但上車則是一個大問題？去廣州的過路車，進站就已大大超員了，不要說是上車難，就是下車也很困難！真是進不得出不得，車廂裡擠得嚴嚴實實的。就在我們要打退堂鼓，準備放棄登車時，一個帶著十來個小學生的教師，看車上情況不妙，怕途中出意外，諸如學生生病等事，惹出多餘的麻煩來，提前帶著學生下車了。這給了我們一個好機會，我們一行四人，也就乘機上了車。上車一看，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臥著人，站都站不安穩，腳底站不平，有點歪在那裡，真不是滋味！更糟糕的是，有人臥軌，開不了車！在杭州站折騰了近6個小時，才終於開了車。一路上，站站如此，原本一天半行程的火車，三天多才捱到了廣州。
在廣州，參觀了農###動講習所、葉劍英廣州起義的舊址、中山大學、黃花崗烈士墓等。以後，如期返回了南京，返校，繼續無課鬧革命。
2005年9月21日（星期三）
自己辛勤積攢的知識優於學校學來的
自己辛勤積攢的知識優於學校學來的
一句英國諺語說得好：Wit bought is better than wit taught。意思是說自己辛勤積攢的知識，要比從老師學來的知識更珍貴。也就是說，不是從學校得來的知識，往往更可寶貴！或者，更進一步說，自己實踐中得來的知識，最可寶貴：實踐出真知！其實，“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知識本應無優劣之分，只不過獲取的方式不同，難易程度就有所不同，因而，對艱辛獲取的知識格外地珍視，是想當然的事。學校授課，循序漸進，若是得名師輔導，寓教於樂，則更是如魚得水，輕鬆地可獲取知識；相反，自學，首先就缺少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同學共勉的集體學習環境。原本就有些枯燥的書本，一個人研讀起來，就會覺得更加枯燥；心情不佳時，則是味同嚼蠟，很難自持。
因為歷史的誤會，我未能進入我景仰的大學的校門，接受系統的教育。但興趣廣泛、酷愛知識的我，在知識的汪洋大海里，依舊貪婪地、隨其所好地自我學習著。儘管知識是雜亂無章、支離破碎的，卻也是紮實可靠的。頗類五柳先生之“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學習缺乏系統性，往往是東一榔頭，西一棒的，想到那裡，學到那裡，任憑自己興趣的驅使；當然，也不能不兼顧每月三鬥米的出處，雖不至於為三鬥米折腰，卻要為此付出許多寶貴的時間。另外，由於興趣太廣泛，涉獵的學科太多，術業無專精，以至於在科學和工程上毫無成績。
60年代，國家向科學進軍，身為中學生的我，也曾暗暗矢志要專研尖端科學，為國效力，但被扣上“白專”的帽子，也就失去了升造的機會。堅持自學數理數年，未能持之以恆；終為生計之故，走上了中學英語教師的道路。自63年起，從教8年多，邊教邊學，也還勝任愉快。稱職地工作了8年多，卻只有一個“頂編代缺”的名分，福利待遇與教師相同，但工資低得教人難以啟齒。文革後，轉工廠工作，雖然學校一再挽留，但去意已定，學校也不再強留。小小的區辦工廠，生產各種規格的可控矽整流器：可控矽充電器、全國小化肥廠使用的200千伏安可控矽整流器、可控矽整流電鍍裝置等。工廠還曾想研發可控矽高頻淬火裝置：這可是80年代的高新技術，涉及可控矽變頻技術，並派我們一行三人去浙江大學參觀學習；雖然有些不切實際，好高騖遠，卻給了我一個學習的好機會。藉此，我很好地學習了一下數位電路，並與湯崇源先生一起，花了一個月時間翻譯了一本約20萬字的“半導體脈衝電路”（Semiconductor Pulse Circuits）。得到好評，卻未能出版。由於生計的關係，還經常代科協翻譯一些資料，掙點稿費。以後受南京市科技情報所的委託，湯崇源和我與紫金山天文臺的專家王思潮、陳道漢先生一起，翻譯了二部天文科技短片：“行星探測”和“火星”。這樣，就與天文接上了緣。79年，受科學出版社的委託，我們翻譯了一本德國版的“天文學手冊”，全書50萬字，並於85年出版。80年，我進了外貿，又開始了另外一種新的工作和生活。
一個人的教育應是終身的，也即學習是終身的，活到老學到老。而且，在離開學校校園後，工作之餘，還得不斷學習；工作中的難題、困難，或求“師”、或從書中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