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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俄專的首屆畢業生。他是解放前夕文理分科時高中文科班的學生，中文水平很高。52年剛分配到南京市工作時，正是中蘇關係最紅火的時候，也是俄語最吃香的時候，先在市公安局外事處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轉到中學從事俄語教學工作，業餘時間還經常應約翻譯些應時的文章，真是年輕有為、春風得意，風光得很。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社會上俄語學習的積極性普遍下降，他也把注意力從教學、翻譯並重的方向轉向集中精力研究俄語教學，並取得全國教育界中學俄語教學第一人的美譽。說來也奇怪，朱老師古文根底很好，有點私塾先生的味道，說中文有很重的安徽地方腔，有些木訥；平時在辦公室裡很少，或者乾脆說從沒有聽他說過一句俄語。可是一進課堂，就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他簡短、流利的幾句開場俄語，就可以引發起同學們接二連三侃侃而談的俄語對話，把課堂氣氛活躍起來，並且貫穿始終！聽他上課，我才真正懂得什麼叫先進的教學法！他對俄語教學傾注了多年的心血，編寫了簡易的俄語會話手冊，使學生們能在有限的單詞量內進行豐富的日常口語對話。他的這份心血，加上對教育學、心理學的研究，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培養出許多優秀的學生。我聽過他幾堂課，雖然他是教俄語的，與我們英語教學風馬牛不相及，但聽他講課絕對是一種享受，好像是在看一位著名的導演，指揮若定、胸有成竹地安排學生們表演一樣！？市教育局組織全市部分俄語教師來聽他的課，大家都以為是作秀，早已操練好了的！其實不然，真是真功夫，“非一日之寒”！以後，局裡搞了幾次突然襲擊式的聽課，不事先通知，突然駕到，使你根本無法準備；結果依舊在作秀，使他們解開了自己的謎團，也不得不讚嘆、佩服朱老師教學功夫的深厚！（因為我更多地是聽英語課教學，對比之下，相差甚遠。）與朱老師相比，在教學藝術和方法上“差若毫釐，失之千里”，就不去談了。但克盡教師的職責，孜孜不倦地學習，還是得其真傳的！
就這樣，我們這批分配在全市各中學任英語教師的青年人，邊教書、邊學習（繼續在市教師進修學院進修大學英語），同時也期盼能早日轉正，像其他剛走上工作崗位的人一樣。一年過去了，沒有訊息；二年過去了，依然沒有訊息；三年還沒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更談不上這個問題了！在文革中，經瞭解，當時教育局的領導，在方便地解決了中學英語師資缺乏的問題後，根本就把如何妥善解決這些青年人的出路問題置之腦後不聞不問了，致使編制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因為不提出、不考慮的問題，就成不了有待解決的問題！），到文革結束，72年才終於解決了這一不應成為問題的問題！問題何在？沒有制度？官僚作風！權利大於一切！歷經十年，青年人步入了中年，都成了各中學的骨幹英語教師了，雖然問題最終解決了，但是回想起來不免叫人寒心！難道一個人的命運就能這樣讓人胡亂地擺佈！而且沒有人負責任！誰的錯？只好怨你投錯了門？！這真是一個不可以引以為訓的傷心、慘痛教訓！
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停課鬧革命；大串聯；派性鬥爭，文攻武衛；69年復課鬧革命，其間又歷經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宣隊、軍宣隊進校；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分子；等等，各種運動。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是個沒有派性的“逍遙”造反派，雖也被比較熟悉、接近的學生拉進了“827”（當時南京二個造反派組織，紅總和827），領個紅袖標，但從未過問、參與組織的任何活動；67年，二派派性鬥爭激烈，文攻武衛期間，公交癱瘓，無法上班，我就“逍遙”在家了。
69年復課鬧革命，積壓了4屆的小學畢業生同時進校，按當時軍宣隊的做法，4屆學生分別編為4個營，每營10個班：66屆的為4營；67屆的3營；68屆的2營；69屆的1營。3屆初中畢業生，大多下鄉插隊去了，少數升高中的學生編為直屬連，共4個班。4屆小學生同時入校，年齡不同，但同為初一學生，一起就有40個班，雖然高中生源不足，只有4個班，總起來也有44個班的學生；而當時文革中和後來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靠邊的教師，就佔教師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樣，上課就有些問題了？教師太少！好在復課鬧革命，開頭主要是把閒散在社會上的幾屆小學生組織起來，收收心，先上起課來，就算是復課了。新教材還沒有來得及編，臨時編的文革教材，英文書本的第一課，就是“毛主席萬歲！”，一冊課本，幾句口號也就夠了。教師不夠，我們一個教師上10個班課，一週每班2課時也得上20課時，人很辛苦，工作量很大，但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