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間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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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隊主管會計，不懂春月秋風，縱然有再大的本事也難能逆“風”而行。不說別的，單是一陣反投機倒把的風，就把全村輩輩世世形成傳統的糖球杆子生生刮斷了。

真如開國領袖毛澤東所說，凡有人類的地方，都分左中右。東祝家廟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中忽然分出個“左派”來，他們打倒了黨支部書記宮桐升，推舉一個人當了大隊革命委員會主任。這些“左派”大概深諳經濟的命脈，他們不僅沒有奪走大隊主管會計的權，而且還主動給宮學斌封了個革委會副主任的官兒。

都說無官一身輕，宮學斌一馬雙跨，頭上多了頂烏紗帽，反倒覺得一身輕鬆。在那個亂雲飛渡的時代，只能當“左派”的人，那真是一條道走到黑，挖空心思算計別人受累不說，還遭人嫌被人罵。也能當“左派”的人顯然應該比只能當“左派”的人活得從容些，活得踏實些。其實，說從容和踏實只是暫時的表面現象，宮學斌的心裡常常波瀾起伏，對一浪高過一浪的“破四舊、立四新”以及“造反有理”的行為時有碰撞和牴觸，會不由自主地產生出許多的不理解。

他三姨子劉美豔就讀南京市機電學校，人漂亮又聰明，加之根紅苗正，品學兼優，“文革”前就在校入了黨，宮學斌尤其為她感到驕傲。“文革”一開始，劉美豔作為南京市優秀學生代表，站在北京天安門的觀禮臺上看到了毛主席，為了表達對偉大領袖的無限忠誠，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劉紅”，並還附加了第二條理由：“劉美豔”的名字是入學時一個“右派”校長給起的，與他劃清界限，義不容辭。宮學斌曾對三姨子的激情舉措，暗暗嘆惜過好一陣子。

如果說這只是一陣嘆惜的話，那麼，他對傳送爺爺的死，可是嘆惜了一輩子。１９６７年爺爺宮丕福８７歲壽終正寢，那時農村百姓認為，人到這般高壽亡故，是喜喪，應該請吹手，僱道士，吹吹打打，排排場場地殯葬，這才方顯兒孫之孝道。然而，時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哪個敢越雷池一步？縱然宮氏家族已經具備厚葬爺爺的經濟基礎，卻只能望“棺”興嘆，心有餘而難為。

喪事簡辦，本也無可厚非，但爺爺的殯葬卻風馬牛不相及地烙上了時代的印記。出殯那天，大隊革命委員會規定，凡參加葬禮的人，不管是親兒子還是親孫子，一律不準披麻帶孝，一律不準燒香磕頭，甚至連哭都不讓。於是，民間老百姓一切祭奠亡靈的傳統形式就像洋蔥頭的皮，被一層層剝落，剩下的只是泛著慘淡的白光、滴著清淚的心。

殯葬後的爺爺，兀立一堆黃土，墳前疾風肆虐，雨雪輪迴，卻沒有頭“七”到“七七”、“百日”，以及生日和週年的傳統祭奠儀式。“百日”那天，風仍在肆虐，宮學斌第二個兒子豪傑的一聲啼哭，拉開了他人生悲劇的序幕……

知識青年進村來

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６日，青島市臺東中學剛滿１６歲的女生江瑞欣，還有四個同齡小姐妹和比她大兩歲的男生滕兆緒，六人響應毛主席“知識青年要上山下鄉”的偉大號召，同坐一輛敞篷卡車，唱一路毛主席語錄歌，來到嚮往已久的著名梨鄉萊陽。在萊陽參加過千人誓師大會，又一路輾轉被送到那時東祝家廟所在的紀格莊公社。

接到知識青年進村來的通知，宮學斌邊檢查督促指派進駐的農戶燒水燒炕，邊讓宮學金帶幾輛獨輪小推車去紀格莊迎接。時值寒冬臘月，西北風像刀子似的把人的臉颳去了知覺，人人雙腳凍得貓咬狗啃般的難受。已是折騰到黃昏時節，六個知青哪裡還有初行路上唱語錄歌、誓師大會表決心的精神頭兒？一個個揣著手，跺著腳，滿地轉圈兒，多數人不肯坐宮天金他們那冰冷的獨輪車，只有叫江志誠和王秀英的兩個女生覺得稀奇，才拍巴掌蹬腿地坐了一小會兒。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二章　不懂春月秋風（13）

獨輪車吱嘎作響，推著知青們的滿眼新鮮進得村來，革委會主任本想對他們作一番講話，結合廣大貧下中農的深刻體會，講一講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重大意義，卻沒想到突然被宮學斌的冷言冷語堵住了嘴：“講什麼講啊？大冷的天，先請革命小將進家喝口熱水，上炕暖和暖和，他們紮根農村，在咱大隊的日子長著呢，有什麼話，明兒再說也晚不了！”短短几句話，在革委會主任聽起來是冷的，但說到知青的心裡卻是熱乎乎的，大家循聲看去，發現說話的人和大家不一樣，他在額頭四周勒一條羊肚子毛巾，既不像哪個少數民族人的頭飾，又不是昔陽大寨人的裝扮，心裡都不禁好生納悶兒。

確切地說，這六個知青都還是些不諳世事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