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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各種形式，包括私有制，來把國有企業搞活。
最後一條，中國的銀行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改革，我們將要參照美國RTC（處置信託公司）的經驗，來成立中國的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分離不良貸款，處理不良貸款。我相信，這一改革有利於中國的商業銀行變成真正的商業銀行，中央銀行加強它的監管能力，符合國際的規範。這樣，中國的人民幣就不會貶值，而會是穩定的。第72節：在與美國總統克林頓聯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3）
我願意在此向美國的企業家呼籲，請你們到中國去投資，絕對不會有人民幣貶值的風險。不相信的話，我可以採納你們芝加哥大學米勒先生的建議，讓我做一個put option（賣方期權），人民幣不貶值的期權，你們誰願意做，我就跟你們做。
記者：我有幾個問題。首先，總理先生你已經知道了，美國國務院最近出了一個關於貴國侵犯人權方面的報告，美國也準備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提出譴責中國侵犯人權案。你覺得美國這樣做，你們是完全冤枉的，是完全不公平的，抑或中國還是有一些問題應該得到糾正？
朱鎔基：首先，我堅決反對美國提出有關中國人權問題的提案。我認為這是不公正的，而且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我想說明三點：
第一，中國的人權事業在中國解放後這幾十年，已經取得了史無前例的進步。我們認為，中國人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很大的民主政治的權利，人民群眾完全可以透過中國的法制來批評、來監督他們的政府，可以暢所欲言。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比起過去，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足夠的進步了。
第二，我認為關於人權的觀念也應該歷史地來看待，同時，每個國家也有不同的理解。關於人權的概念，中國的孟子講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講人權，比法國的盧梭和美國的《人權宣言》要早得多了。我想，不但人權的概念有歷史的發展，而且每個國家也有不同的情況。像我們跟美國，人均的國民收入差了20倍，美國大學生的比例比中國文盲加小學生的比例還要大，這樣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國民收入，我想他們對人權概念的理解也是不一樣的。如果跟很貧困的人民來談什麼直接選舉，恐怕他們更關心人權的其他方面，比如說受教育的權利、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和享受文化娛樂、衛生的權利。我們講的人權應該包括這些方面。
每個國家都會用自己的辦法來改善人權狀況，著急是不行的。說老實話，怎麼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我比你們還著急得多啊。
第三，我承認我們的人權工作是有缺點。你們要考慮到中國有幾千年封建制度的影響，人民的觀念是很難改變的，我們的法制隊伍的受教育程度和他們判案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把人權工作做得十分完美是不現實的。所以，我們很願意聽取你們的意見，我們願意有一個渠道來對話，我們不要對抗。
當有些外國人訪問中國的時候，常常有人給我一個名單，讓我釋放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我們對你們的意見都是認真地對待、仔細地查考的，如果這個人沒有刑事犯罪，我們就把他釋放了。這次我來美國前，我有很多的美國朋友也寄給我很多材料，指出美國的人權存在很多問題，要我把這些信件遞交給克林頓總統。我沒有帶來，我不想交給他，因為你們能夠自己解決問題。
克林頓：說實話，有時我們也可以請外面的人來解決問題。《紐約時報》說的問題我也看過了。至於具體的情報，因為政策的原因，我不能加以評論。但是，那篇文章說那些國家實驗室和這個間諜活動到底有什麼關係呢，實際上也沒說清楚。我希望有關方面的人士去調查這個問題，並儘快解決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也希望執法機構和單位能夠加快調查。長久以來，國家實驗室就是有這麼一個安全措施搞得不足的問題。因為這些國家實驗室長期以來有一種雙重身份：一方面，它們是科學研究、學習的中心，搞能源的發展，搞軟體的開發；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承擔了核科學方面的責任。所以對我來講，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安全搞好。我在1998年簽署了行政命令，能源部理查森部長也採取了有關措施，吩咐一個諮詢委員會——一個不分黨派的雙黨的諮詢委員會去調查這個問題，看我們有哪些不足之處。因為長年來，這些國家實驗室真正面臨的都是安全措施搞得不夠嚴密的問題。我認為，對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加以調查；而且我覺得，應該以正確的方式做調查，並儘快把它做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