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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七月十五日）馬戛爾尼到北京，住圓明園，五日後又移居城內。在此期間，曾接見幾位在北京的西洋教士。
九月二日（七月二十七日）離北京，八日（八月初四）到熱河。覲見禮節問題，愈趨嚴重。而馬戛爾尼仍不允依中國儀式，致令皇帝“心為不愜”，說他“妄自驕矜”。
八月初五日（西九月九日）上諭：
此次該使臣等前來熱河，於禮節多未諳悉，朕心實為不愜。伊等前此進京時，經過沿途各地方官款接供給，未免過於優待，以致該貢使等妄自驕矜。將來伊等回國……只須照例應付，不得踵事增華，徒滋煩費。此等無知外夷，亦不值加以優禮。……——《掌故》第七輯。
於是立即全減供給，不頒賞賜。這似乎未免有些小氣。
八月初六日（西九月十日）上諭：
今該使臣到熱後，遷延裝病觀望，許多不知禮節。昨令軍機大臣傳見來使，該正使捏病不到，只令副使前來，並呈出一紙，語涉無知，當經和等面加駁斥，詞義嚴正，深得大臣之體。現令演習儀節，尚在託病遷延。似此妄自驕矜，朕意甚為不愜，已全減其供給。所有格外賞賜，此間不復頒給，京中伎劇，亦不必預備。俟照例筵宴，過萬壽節後，即令該使臣等回京。……
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以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駕御外藩之道宜然。……——《掌故》第七輯
英使馬戛爾尼“覲見”以後，乾隆皇帝催令他起程回國。＇44＇在這一回合，中英雙方可謂“不歡而散”。何以雙方弄到這個地步呢？因為中國一點也不肯犧牲國家聲威，英國也是一點不肯在此關頭讓步。二國各自認定的地位基線不同。中國自居上國，要英國自居“外藩”下國。而英國則不自居“外藩”下國，認為與中國地位平等。所以，二者談不攏。乾隆不自覺地認為自己既是上國之主，英使前來當然是以“貢使”的身份“覲見”。英使既以“貢使”的身份“覲見”，當然應該“三跪九叩首”的“行禮如儀”。可是，英使前來中國時腦中裝的觀念是“中英平等”。既然“中英平等”，當然沒有以“貢使”的身份行“三跪九叩首”禮之理。這樣一來，乾隆皇帝在英使馬戛爾尼身上得不到他所期待的聲威滿足。所以，他“心為不愜”，認為“此等無知外夷，亦不值加以優禮”。但是，他卻沒有反躬自問，他自己是否一個對國際事務無知的皇帝。
在十八世紀末葉，中國文化這樣要求聲威，還可以說是國勢正盛，有本錢拉架子。可是，到了道光時代，經過咸豐朝代，在中英戰爭和英法聯軍的戰爭裡，中國遭到一連串的失敗，先後訂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中國文化分子飽嘗“船堅炮利”的苦果，照說應該有些覺悟了。然而，到了同治朝廷，又是為了所謂“覲見”問題，君臣鬧得那樣大不了。他們依然把“體制”的殼子背得那末緊，連堅船利炮都轟它不掉。英法聯軍以後，英、俄、美、法等國使館在北京設立。咸豐皇帝怕外國使節“覲見”，不肯返回北京。他在熱河病死以後，同治接著做皇帝。外國使節要求覲見。總理衙門說太后聽政，不能允准。當時多數朝臣的想法是要外國使節跪拜叩首如儀；可是外國使節又偏偏不同意，並且依照條約上不得有礙國體的說法予以拒絕。一八六七年預備修約，左宗棠說：“今既不能阻其入覲，而必令其使臣行拜跪禮，使臣未必遵依。竊思彼族以見其國主之禮入覲，在彼所爭者，中外均敵，不甘以屬國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請。此體限於呈遞國書。”可是，丁寶楨說：“彼既不行中國之禮，其桀驁之氣，自難遽馴。……”這種言論可以代表當時一般朝臣的想法。一八七三年，同治皇帝親政，外國使節請見。這在西方本來是外交的常軌，可是中國總理衙門卻詫為異事。朝臣們把這件事商議了又商議，他們又想拿跪拜叩首的禮節來難退外使。外使又堅持不可。翰林院編修吳大說，照我國定製從無不跪之臣。朝廷的禮節是列祖列宗的遺制。外使入覲而不下跪，普天臣民必定憤懣不平。李鴻章覺得這事可以通融辦理。邊寶泉卻說：“皇上獨伸乾斷，以不見拒之，並諭中外大臣嚴設兵備，以崇朝廷尊嚴之體，以杜外夷驕縱之萌。”這樣經過了許多辯論和周折，同治皇帝終於在外藩入覲賜宴的紫光閣接見那些外國使節。接見過後，據《清朝全史》記載：
英公使先誦國書約二三語，即五體戰慄。帝曰：“爾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能答。皇帝又曰：“汝等屢欲謁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