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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2008年2月4日的《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看到這幅照片的，它為一篇關於中國雪災的報道所配，照片的說明是“一對夫婦星期天坐在離開廣州的火車車廂中，仍有上百萬人無法歸家”。照片單色印刷在新聞紙上，色彩與更清晰的細節都消失了。但是在那光滑的、除去“當心滑倒”的圖示空無一物的車廂中，他們被定格的神情卻穿透了紙面與時間。
不知為什麼，我想起了格蘭特·伍德那張1930年的畫作《美國哥特》。手持乾草叉的父親與女兒站在木製的歌特式房前，他們神情僵化，充滿了自我保護的緊張感，或許還有宗教帶來的壓抑感。他們的表情演變成了傳統生活在面對巨大社會轉變時的矜持與無奈。
我不知道那對火車上的夫婦叫什麼，多大年紀，從事什麼工作，來自何方，有什麼嗜好，他們如何相識、相愛、結婚，對未來又有什麼憧憬……他們應是在遍佈在珠三角地區的工廠中的一對普通的打工者，或許在廣州火車站的寒冷與飢餓中已經困了好幾天，最終還算幸運，踏上了歸鄉的火車。
這對夫婦還讓我想起了那個叫杜登勇的年輕人。他一頭直直的黑髮，面孔長而瘦，眉毛濃密，眼窩稍有一點兒下陷。當《南方都市報》的記者在京珠高速公路隧道遇見這個24歲的打工仔時，他已經行走了18個小時，髮梢上是雨珠，臉凍得通紅，褲腿溼透，身上已經沒有吃的了。他於2008年1月27晚10點從深圳出發，步行400公里前往湖南株洲尋找他的女友——大雪中斷了交通。
這場席捲中國南方雪災的新聞，是緩慢地進入我的視野的。我記得2008年1月27日早晨7點在北京機場，我要飛往廣州，再前往東莞參加會議。機場像是火車站那麼喧鬧，我沒意識到春運已經開始。幾年來，我習慣了機場變得越來越擁擠。一個社會開放的過程，也是流動性不斷增加的過程。1978年之後的變革之旅，也是中國人試圖擺脫僵死的限制的開始。自由的流動性成了集體性的渴求。人們從鐵飯碗跳入了市場之海，從寒冷的北方來到了溫暖荒蕪的海南島，擁擠在美國大使館前試圖獲得一張簽證……
20世紀90年代之後，流動的規模與速度進一步提高了。伴隨著柏林牆的倒塌、資訊科技的崛起，中國被更加深刻地捲入了全球性的社群中，廣泛的流通與高速度正是這個全球社會的首要特徵。於是，一方面“中國製造”的貨物被運往各地，中國的商人、學生、工人、旅遊者，出現在世界各個角落。伴隨著中國人與中國製造的產品湧向全球，中國社會內部也進行著令人生畏的移動。不斷延伸的鐵路網、公路網，將中國那些丘陵、平原、山地連成了一片，航班總也滿足不了需求，政府計劃在2020年前再新建97個地方機場……人群在這個複雜的網路上流動著，這其中最龐大的是來自內地鄉村的年輕人。他們沒受過太多的教育，除去青春與體力，沒有太多可以依賴的。他們前往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在那裡生產鞋子、玩具、微波爐、電腦晶片……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90年代之後令世人震驚的“中國製造”的締造者。那對錶情漠然的夫婦和過分倔犟的杜登勇，是其中再常見不過的面孔。
雪災（2）
1月27日清晨的北京機場亂作一團，不僅因為人流太多，更是因為機場那遲緩和漏洞百出的工作方式。檢票員漠然地看著我的身份證，無精打采地敲擊著鍵盤，然後緩緩地站起身來，把黃色托盤取來，放在傳送帶上，再將我的旅行包扔進去。在裹托執行李條碼帶時，他似乎太厭倦這工作了，那張窄得像是刀片的臉一直緊皺，他甚至懶得將旅行包已經鬆開的兩個帶子並在一起，而只是將條碼膠帶向其中一條上隨便一卷……排在我身後的隊伍越來越長，這位仁兄臉上的倦怠從未消散，按照我的估計，他的速度大約是香港同行的1/4。
和我一起乘飛機的三十幾位同事中的一半眼睜睜地看著起飛的時間到來，卻無力擠到櫃檯前。其中最可憐的一位已辦理好了登機牌、進行了安檢，在他排隊等待用洗手間時，飛機悄然起飛了，機場廣播忘記叫他的名字了。
東莞比往年更寒冷，小雨一直下個不停。1月29日早晨，《東莞日報》的一版新聞是東莞火車站滯留的旅客已達到3萬人，市領導正在說服人們就留在本地過年。我住在有著大片草坪和寬闊的馬路的新興工業區，看不到東莞市區的喧鬧。過去20年中，這裡被視為中國工業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