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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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日本領土的一部分，並野心勃勃地策劃著如何逐步吞併澳大利亞、西伯利亞等地，把蠶食他國當成顯示本國力量的手段。北一輝非常清楚，日本要擴張，就要擁有所向披靡的軍隊，於是提議改造日本的軍事體制，完善徵兵制，認為國家應該將當前實行的徵兵制永遠地維持下去，不斷地為軍隊輸送新鮮血液，以便更好地爭取國際生存權，加快發展。

讓日本成為“地球上唯一的大日本帝國”是北一輝的最終目標，在他看來，世界是個大政府，日本無疑要成為這個大政府的領導者。北一輝堅信日本有對外擴張的權力，國家不僅應該為保護本民族的權力開戰，還要為那些正飽受強族欺凌的其他民族開戰，那些“不法佔有大片領土，無視人類共存之天道的國家”都是日本徵討的物件。這樣一來，將中國和印度劃分到日本的勢力之內的軍事擴張的性質，就從侵略變成了正義，是為了維護印度的獨立，保全中國的領土，而對西伯利亞和遠在南太平洋的澳洲戰爭也成了理所當然。在北一輝眼裡，戰爭是實現和平的必須手段。他的這番理論自然贏得了下定決心走侵略路線的日本政府的好感，並在後來成為日本軍部法西斯的指導思想。

論述完國家改造計劃，就要思考改造的途徑了。北一輝認為，沒有比“武裝政變”更有效、更迅捷的改造手段，日本的改造需要國家元首和全體國民同心同德，武裝政變可以調動起整個社會的意志，凝聚集體的力量實現改造。

北一輝的改造計劃確有不少進步之處，比如廢除華族制度，在日本推進###，保護勞動者，保護公民的受教育權，維護國民的自由……但是，有好的理念未必會有好的結果，能否如願以償地實現改造，關鍵要看改造手段，手段運用不當，往往適得其反，給國家帶來莫大的災難。在今天看來，北一輝的改造手段顯然稱不上合理。

改造計劃的很多內容都以維護百姓利益為出發點，但改造在進行過程中卻又有意將百姓排除在外，天皇和青年軍官承接了整個國家的改造任務，在國家中佔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只能被動地接受改造，他們的要求和期望不可避免地被忽視了，這決定了改革最終只會向有利於改革實施者的方向進行。日本後來的境遇正說明了這一點，改造讓日本像綻放開來的火花一樣，在一瞬間格外絢爛，因改造而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法西斯勢力讓日本一度不可一世，在世界橫行霸道，比曾經欺辱過它的西方列強有過之而無不及。

日本的另一位思想家森島通夫評價說，但凡依靠平民力量革命的國家，革命之後建立起資產階級民主和國際主義原則的政府的可能性要高得多，而一個由軍隊主導革命的國家，在革命後則多不免成為民族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因為，戰爭是軍人的舞臺，為了保持自己在國家中的絕對威信，軍人需要戰爭，以便讓全體人民都投身於戰爭中接受自己的統領。

然而，分析北一輝的思想，其選擇軍人為推進國家改造的骨幹卻也是必然。北一輝向來提倡“超國家主義”，為了日本一國之利益，可以無視侵犯他國的利益，而他的國家改造方案也有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傾向，比如大力呼籲“為了獲取澳洲及西伯利亞向其所有者開戰”。

日本人的性格中本來就有極端的一面，20世紀在20年代格外盛行的“超國家主義”更是將這種極端發揮到極致。和明治時代積極學習西學的社會氛圍截然相反，當時的一些日本學者在頌揚本民族文化的同時，對外來的思想不屑一顧，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大力抨擊。日益壯大的右翼團體在製造恐怖事件的手法越來越嫻熟，其氣焰也日益囂張，幾乎整個國家都淹沒在民族之上主義、世界政府主義的呼聲中。

雖然馬克思列寧等人的社會主義學說的進入為日本帶來了幾縷清新空氣，引起了如北一輝等不少思想家的注意，其中的不少理念也被他們接受採納，但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在這個舉目便見強國欺凌弱國的時代對人的影響更大。北一輝便是如此，與其說他受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影響，不如說他用該學說的某些內容充實自己的“超國家主義”。而儘管他經常自稱是社會主義者，但實際上從沒有參加過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

20世紀初，日本出現過不少因精神痛苦絕望自殺的人，1906年北一輝特地寫作《自殺與暗殺》一文，對這種現象加以分析，他不贊同自殺，更傾向於“革命的暗殺”，並因此文贏得了如“血盟團”等慣常採用暗殺手段達到目的的右翼團體的信賴。《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中的“武裝政變”可以看作是“革命的暗殺”的升級，同屬“恐怖手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