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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皇家族，一時之間統領整個日本的大權一下子都傾注到蘇我氏手中。崇俊天皇試圖從權臣蘇我馬子手中奪回權利，沒想卻招致殺身之禍，公元592年，蘇我馬子除掉了崇俊天皇，另立推古女皇。值得一提的是，崇俊天皇和推古女皇都為蘇我馬子的兩個妹妹所生，而他的這兩個妹妹又都是欽明天皇的皇后。
蘇我氏在爭奪權利上以狠辣著稱，但崇尚新知的蘇我氏的統治卻為日本文化帶來了不少的新鮮空氣，沒有了保守的物部氏從中作梗，日本文化在外來文化的刺激下容光煥發。而今天的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精通學習他國先進之處，也和蘇我氏的統治觀念不無關係。在天下為少數人掌握的時代，居於上層的統治者的行事風格往往能影響整個國家的性格。
公元593年，廄戶皇子被定立為皇太子，也就是赫赫有名的聖德太子。聖德太子汲取他國新知的魄力一點不亞於蘇我馬子，他關注著日本週邊國家的發展形勢，中國的統一和朝鮮的強大讓他意識到，王權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他不顧被氏族權臣廢棄謀害的危險，在執政期間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積極學習中國的封建制度。
一、朝廷、幕府、武士、百姓（2）
聖德太子後的幾任天皇為了一改國家的混亂狀況，都做出了不小努力：孝德天皇進行了大化革新，在學成歸國的遣唐使的輔佐下，大規模地將中國封建制度引入國家；天武天皇實行皇親政治，將長久以來為權臣掌握的大權重新收回皇室手中，並大力支援佛教。公元700年登基的文武天皇模仿唐律製法……日本的封建制度也在一次次的改革中確立；完善，到了8世紀末，日本的莊園經濟初具雛形，而這種經濟正是後來孕育出武士階層的土壤。
險惡的宮廷鬥爭在百多年裡從來沒有因改革的推進有所緩和，朝廷內傾軋不斷，皇子間手足相殘的悲劇不斷上演，天皇和權臣的對峙也動輒掀起血雨腥風，之後藤原氏透過聯姻的方式逐步取得了實權，以關白的身份管理國家大事，開啟了攝關政治的時代。
藤原氏和蘇我氏不同，他們對強盛國家沒半點興趣，卻對盤剝貪汙等聚財之事頗有天賦，他們好享受，大興土木，最擅長以權謀私。公元988年，忍無可忍的下層百姓聯合起來，浩浩蕩蕩地到朝廷控訴藤原氏的罪狀，與此同時，各地的農民起義也風起雲湧。
武士階層就在這舉國哀號、動盪不安的年代裡悄悄形成，他們本是莊園主為了對付“不安分”的農民培養起來的私人武裝。武士以戰為生，戰爭是他們表現自我的最好舞臺，朝廷因戰而疲弊，百姓因戰而困苦，莊園也在戰火中毀滅，只有武士在戰爭中強大。10世紀，武士中的佼佼者已開始在朝廷中大顯身手；12世紀，整個日本已沒有哪支力量能和武士抗衡，軍人專政的幕府應運而生；13世紀，鎌倉幕府甚至控制住了中央朝廷。
雖然在以後的百年間，幕府的統治幾經沉浮，但其力量卻一直不可小覷，而在戰爭此起彼伏的日本，武士階層更不容輕視。
15世紀後半期，日本進入戰國時代，亂世出英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這些武士身份的傳奇人物在執掌政權時都將自己的成功歸結於“天道”，他們認為自己之所以可以在充斥著血腥和謀略的疆場上生存下來，成為舉世矚目的人中豪傑，就是因“天道”在庇佑，天道深不可測，那些潰敗失權之人只是為天道放棄之人。
天道說在這些亂世英雄的宣揚下很快深入武士們的內心，而既然這些人傑是天道的承擔者，人們也就沒有理由和高深的“天”作對，擁護他們的統治，為他們效忠才是順應天道的明智之舉。而對那些戰爭中的失敗者來說，他們也大可以用天道安慰自己，正如中國歷史上的楚霸王項羽，在烏江發出響徹天地的痛苦吶喊：“此天亡我，非戰之罪。”
在那個今朝不知明朝生死的年代，每個人都無可奈何地被捲入征戰殺伐之中，活著是僥倖，死亡是命運，在遍地死亡的殘酷現實面前，無論高尚低劣，無論勇敢膽怯，無論聰慧愚蠢，人人都無法預知自己的命運。人力是渺小的，在生死間的全力掙扎敵不過無形無際的命運之神任何一次小小的戲弄。勝者不知自己因何而勝，敗者也不知自己因何而敗，所謂“天道”，原是迷茫之情的匯聚，是對人之哀傷的嘆息。
武士們用“天道”麻醉自己，以便忘卻對死亡的恐懼，“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該死的時候不死便是恥辱，死期未到即便身處險境也必能逃生。朝廷和將軍早已沒有了往日的風光，或苟延殘喘，或疲於奔命，但政治的傳統卻被完好地保留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