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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也有懷著隱蔽的商業動機加入尋夢行列的。三十年代大上海詭秘的歷史、中西混雜的獨特情調、“冒險家樂園”的驚險再加上“東方巴黎”的嫵媚，已足令稍微有一點商業頭腦和藝術靈性的文化製作商們意識到這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永恆主題。於是大陸幾乎所有的大牌導演從陳凱歌、張藝謀到李少紅、陳逸飛，分頭從黃土地上、皇城根下、拍賣場邊……不約而同地懷攜巨資直赴上海。當聰明的藝術家在舊上海的場景下，將淑女、妓女、都市紳士、負心郎連同黑社會搗漿糊一般地拼貼在一塊的時候，這種無論對國人還是洋人來說都不乏異域情調的作品，保準會贏得各色人種的國際電影獎評委的一致喝彩，還有天文數字的票房價值。就在這種種新民俗故事（但打的是新寫實主義的旗幟）的演繹之中，在一片皆大歡喜的文化狂歡氛圍之下，上海的歷史再一次被粗暴地（或者更精確地說是被精緻地）改寫了，儘管這一次不再屈服於政治的權威，卻同樣恥辱地屈從於商業的與後殖民文化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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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遠近高低各不同（4）
透過上述精神或商業的重新編碼，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確乎已經起死回生，而且大紅大紫，流為時尚。不過在後現代語境之下，這早已不是歷史的真實還原，只不過是相隔半個世紀以後，不肖的文化傳人刻意營造的一段神話，一則寓言。既然如此，天真的人們大可不必將神話視為真實，將寓言讀作信史，還不如相信這僅僅是一縷一廂情願的懷舊思緒，一場溫情脈脈卻永不復返的海上舊夢。
（許紀霖：《海上舊夢的尋拾》，《文匯報》1995年3月26日）
這裡，許紀霖可能更多的是批評陳逸飛電影中的舊上海場景和舊上海人物，但人們對他卻有誤會，以為他對舊上海的場景和人物是很傾慕的。
對此，陳逸飛完全不能同意。他回應說：
中國人的形象不是靠我的幾幅畫來最終確定的，我不過是提供一種歷史畫面，一種可能性，一種想象空間。我畫中的人物還是很有美感的，外國人並不會與當代中國連在一起。京劇、崑劇中的人物美不美？但外國人不會認為這就是當代中國人。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如何，主要靠每個中國人，特別是政府官員。你在馬路上吐痰、亂穿橫道線，被外國人看到了，這種形象才是很不好的。”
（沈嘉祿：《一個被爭議纏繞的藝術家》，《新民週刊》2005年第15期）
批評者們擔心，張藝謀的電影，陳逸飛的電影和畫作，那麼多舊時代場景和舊時代人物，會不會被外國人看成當今中國的場景和人物，會損害中國人的形象。這其實大可不必。
影像之爭
一種意見認為，陳逸飛往電影裡擠放的東西太多。上海的張兆前先生寫過一篇《電影不是一個筐——觀陳逸飛〈人約黃昏〉有感》的文章，批評陳逸飛的電影涉及的層面太多。文章不長，引在這裡：
在紀念電影誕生一百週年的時候，如果有一個喜歡尋根刨底的觀眾問：“電影到底是什麼玩藝？”答案恐怕是五花八門的：高雅的藝術，大眾化的娛樂品，載道的工具，教育的手段……見仁見智，不可能也不必要強求一致。其實，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從反面看看，電影不是什麼。恰好，滬上剛放了一部公映前就被傳媒炒得很熱的影片《人約黃昏》，透過解剖這個麻雀，也許能說明一些問題。
作為有錢投資的票友，逢場“拍”戲，換一種東西玩玩，港臺稱之為作秀（show），本也無妨。況且由於導演的高超繪畫功底，對造型的把握對色彩的領悟，使畫面具有西洋油畫般的質感，在用光和攝影方面甚至超過不少科班出身的導演。如影片開頭女“鬼”出現時的一段冷光跟拍，如陰陽二界的冷曖明暗對比，都堪稱大手筆。但就總體而言，影片卻不能稱為成功之作。某晚報記者認為《人約黃昏》的涵蓋面很廣：喜歡藝術的可以看色彩和畫面；喜歡情節的它有一個頗具懸念的故事；喜歡看錶演的可以看大明星梁家輝和名模特張錦秋；喜歡懷舊的又可以夢迴三十年代的舊上海；喜歡思考的知識分子呢，則又可從中領悟一點什麼人生哲理……筆者的意見恰恰相反。畫面色彩造型等確實成就不俗，但談到其他各個層面，那位記者的介紹，恐怕就有溢美的嫌疑了。整個故事是以無政府黨的內訌為背景的，但是三十年代的上海早已沒有無政府主義組織活動了，因此它就失去了前提。故事編得也不可信，許多該交代的地方都沒有交代清楚，漏洞不少。就表演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