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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派不右，這使我們用傳統的政治學和政治分野法看法國社會各階層已很困難，2002年法國總統大選，共有16位被國家憲法委員會確認的正式候選人參與，創第五共和國之最，表明了法政治多元化和後工業化治理時代的開始。值得注意的是，名不經傳的郵遞員貝藏什諾（Besancenot）和“工人鬥爭”運動候選人拉吉耶等托洛斯基派候選人獲得10％的選民的支援。當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首輪投票中極右翼政*民陣線主席勒龐獲得的的選票，與現任總統希拉剋只差兩個多百分點，在當時法國社會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政治地震”。選舉結果一公佈，整個法國社會群情振奮，人人高唱著《馬賽曲》走上街頭，為了一個共同目標，拯救共和國。但從極右抬頭可以發現，選民有病亂投醫，是對若斯潘社會黨政府忽略治安、高失業率等現實問題的懲罰；最後，法國政治文化呼喚政治強人。同所有歐洲福利經濟國家一樣，法國的種種社會問題呼喚著一位像戴高樂那樣的政治家來解決，但由於法國政治人物自身的醜聞不斷，公信力不夠，加上沒有明確的政綱，老百姓將政治看得可有可無，影響了決策的可信性。尖刻的財經部伯蓋司長認為，與市場經濟理念不同的是，法國的政治還未達到像經濟競爭那樣的白熱化。應該讓那些落選者像商海中的企業那樣走向破產，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參與各種競爭，去兜售他們那些被拋棄了的主張。
桀倔不傲的法蘭西（5）
實事求是的講，圍繞法國社會的改革左右政府都做了不少工作，但相比之下，右派要包袱輕些，希拉剋起用拉法蘭，目的就是透過以務實著稱的拉法蘭重造法國。然後，拉法蘭改革步履艱難，有許多法國特殊政治文化原因，也由剛性化的既得利益，也有管理體制的問題。許多法國人對我說，法國不是政治家統治，而是公務員專政。在法國立法機構國民議會的554議席中，三分之二是公務員背景。因此，不僅執行國家政治意願的是公務員，搞政治的也是公務員。讓公務員來改革公務員體制，仍是一種理想化的體制內革命，收效甚微在所難免。與英美體制相比，法國強化公務員在國家治理方面的做法，雖然有利於國家穩定和政策連續，但也造成官僚主義和缺乏進取心的體制性弊端。70年代，佩雷菲特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法國病》（又譯《官僚主義的弊病》），在法國社會引起震動。此書當時就對法國過分依賴集權於巴黎的教條主義式的官僚機構來治理國家提出了警告。最近幾年，法國社會對培養精英政治的“國立行政學院”（L�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的批評越來越尖銳，一些國民議會議員公開上書總理要取消該學校。歐盟委員會前負責統一貨幣事務的委員德西爾基（Yves�Thibaut de Silguy），也就是當時啟動歐元的那位“歐元先生”，作為前校友，他被政府責成起草一份有關“國立行政學院”在今天法國社會作用和前途的報告。在法國企業運動協會歡送吳大使的宴會上，我問他報告的結論是什麼。德西爾爾基絲毫不猶豫地答道：“立即解散國立行政學院，越快越好！”
誠然，與世界各國一樣，法國無疑也存在著深刻的社會問題，“勒龐現象”為人們拉響了警鐘。然而，我們是否就此可以斷言法國在走向衰落呢？苛刻的法國知識分子是如此批評政府的。對於這樣的言論，不瞭解情況的讀者朋友很可能以為法國在衰退，法國和老歐洲將在國際社會的地平線上慢慢遠去。其實，平心靜氣地想，有關法國衰落的議論並不起源於今天，從拿破崙滑鐵盧戰敗以來，歷史上法國知識界對法國前途的批評不絕於耳。我們不妨重溫一下夏多布里昂、司湯達等法國作家的著作就會發現，這樣的問題如同代溝一樣，在任何時代都會出現。但是，法國國家統計局統計數字表明，不管財富的分配方式如何，法國從未像今天那樣富有過。
2004年1月，法全國6170萬居民，國泰民安，男性活到75�6歲，女性 82�9歲 。他們每月最低工資1090歐元，每小時工資7塊1毛9歐分。在上班的人中，做職員的佔三成，工人二成半，中介行業二成，幹部與其他腦力勞動者佔一成，而手工業者、商人、企業主遠不到一成（僅佔就業人口的），農業勞動者和農業經營者更少，僅為，也就是說，僅為的農業就業人口解決了全國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可見法國農業生產力之高。按收入看，職工一年平均工資 20440歐元，自由職業者年收入 70126 歐元，幹部 39360歐元，技術人員21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