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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王權對人性的桎梏,突出了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強化了公民的護權意識。因此,當一箇中國人和法國人在一起的時候,法國人的思想負擔顯然要比國人小得多。
從管理理念看,中國的組織結構複雜,協調和溝通的要求高,許多問題需要權威人士來定奪。法國的組織架構則相對單純,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往往在工作描述中已闡述得很清楚,需要的只是對程式負責,下級對上級的依附關係較少,從下級管理職位到上級管理職位也大約只有二三級,每個人所擔任的工作範圍很廣,並能精通好幾個專業,一個人可以應付很多工作也是常事。在這樣的組織系統中,主管的權利很大,所謂“縣官不如現管”,長官意志較難行得通,人人都按遊戲規則辦事,個人的作用在國家生活到企業生活的微觀層面都得到認可。
同樣,中法這種管理架構和理念的差異,既是文化的因素,也是經濟的原因。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中國人多資源貧乏,集體主義不僅是一種組織形式,也是生存方式。人們必須在一起,相互團結,才能解決生存問題,如在中國西部許多缺水地區,集體仍然是獲取水資源的惟一手段。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