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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中國是個“悖論王國”： 口號與行為，東部與西部，赤貧與豪奢，義務教育與失學大軍，農民進城與貪官攜巨資外逃。總之，中國的問題成堆，中國知識分子缺乏思想，社會問題嚴重，經濟缺乏平衡和可持續性。結論： 法國企業根本不應該來華投資！我當場以學者和外交官的雙重身份介紹了中國近幾年在各個方面的巨大發展，並以本人剛剛參加埃維昂中法首腦峰會上希拉剋總統對中國的評價為例子，希望中國通們從事實本身出發，本著負責任的精神，向法國公眾介紹一個有問題，但充滿生機的中國。當場也有一位法國朋友當眾向這些中國通提問，說他自己至少一年兩次去中國，為何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與中國通在巴黎所講的不一樣。中法的經濟關係遠落後於德國和其他歐盟國家，如果中國通不客觀介紹，反而促退，中法經濟關係怎麼上得去？雖然這位朋友與我身份不同，也素昧平生，但我們的發言不約而同，講的都在實處，下面的聽眾中有人為我們鼓起了掌。一位從中國大陸來的所謂中國通（是位女士）連忙解釋道，稱是學術爭鳴，不希望出現政治因素和使館的政治干預。此時在大廳裡，無論從資訊佔有，還是道義上，這些人顯然處在弱勢。會後，一邊旁聽的巴黎大學的中國同學對我說，法國人不瞭解中國，來自中國的人又瞎說。中國政府都已淡化意識形態衝突，可憐的她還有“*”情結。
有人對我說，批評是伏爾泰故鄉的傳統精神，而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對權貴的批評；也有人對我說，中國那麼好，講點不同的意見怕什麼，中國應有容忍批評的雅量；也有人說，人民已足夠成熟，政府應該由他們自己來辨別是非。我想，問題並不在批評本身，而是應該從什麼角度來認識中國，特別是向法國公眾介紹中國。中國之古老、幅員之遼闊、人口之多，什麼都是可以發生的。特別是許多問題完全是發展過程中才出現的問題，如城市中的拆遷問題、務工農民的權益、國有企業資金外流等。如果按部分中國通描繪的圖畫看，中國的問題很多，甚至要比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多。這樣以偏概全，既沒有敘述中國今天現實的全部，又沒有在闡述問題時向法公眾交代問題一旦解決後的明天。一位研究中國經濟的資深的中國通對我說，她十分欣賞胡鞍鋼，治學嚴謹，對政府既批評，又提建議。她特意向我強調，不負責任的批評不能反映學者的科研水平。許多法國朋友對我說，如果讓這些人繼續壟斷中國問題，中法關係將難以前進。記得吳建民大使在對法公眾演講時曾做過一個生動的比喻：“如果今天有人說埃菲爾鐵塔馬上要倒塌，大家肯定說這是個瘋子。如果有人說中國政府馬上要垮臺了，人們就將他稱之為‘中國通’。”我真的以為，中法關係那麼好，前景又如此光輝燦爛，無論是中國通，還是中國研究法國的學者都要客觀、實事求是地介紹對方的國家，這樣才能透過自己的研究，為兩國人民的深入交往架起溝通的橋樑。
溝通的赤字——誰之錯？（3）
制度設計——對政府外交職能轉變的呼喚
在很長時間來，中國政府將發展中法關係的重點放在做法政府高層和上流社會的工作上，實踐檢驗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由於重點在政府外交，因而對法國公民社會的工作力度顯得不夠，外宣工作針對性不夠強。幾乎我所有的同事都抱怨過我們的外宣資料形式單調，內外公眾不分，事倍功半。這裡的確有一個國家形象推介的技術問題，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叫作“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就是要透過策劃一系列針對普通大眾的活動使自己國家形象改善和更加接近駐在國公民生活。中國文化年就是在法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在法國影響很大，甚至超過我們幾年工作的總和。配合中國在法文化年，法國媒體做了大量報道，儘管均是商業運作，但絕大多數是正面的。許多報刊發表社論、出專刊，連續報道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以往中國新聞上電視較少，文化年期間屢屢曝光。許多電視臺還專門集中放映中國電影，影響極大，普通民眾對中國增加了不少感性認識。據法方統計，至少有2000萬法國人在文化年期間，直接或間接參與該活動。
但應該承認，我們與法國公眾交流的制度設計上還有待完善，一些對話的渠道還有待拓寬。在目前階段，中法交流主要依靠的是政府官方渠道，來自民間所謂的公民社會則少之又少。駐法使館每年接待副部級以上政府代表團約200—300個，這個數目相當大，反映了中法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交往的密切度。但官方代表團的接待單位是政府機構，受眾也是政府機構，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