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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任何宣告，因而法國究竟有多少NGO組織，誰也說不清楚。通常法國人對我說在100萬左右，社團的累計預算超過454億歐元，相當於法國內生產總值的。社團的預算約54％來自國家財政撥款，但大多數小社團仍需要依靠志願者的工作來保持運轉，其預算也往往依靠會員的會費和一些活動收入。法國人對我說，社團是法國最大的僱主之一，佔法國總就業人數的5％左右。10年前，約11萬家以上的協會僱用了165萬人（其中90萬人為全日制工作的工薪人員）。我沒有今天的數字，但我想只會比10年前大，而不會小。法國外交部負責國際合作的處長沃茲對我說，NGO事業在法國方興未艾，一些人道主義、扶貧、反全球化等NGO吸引了許許多多名牌大學的高材生，他們中不乏富家子弟，NGO的經歷是他們職業生涯的第一步，為他們將來在法國社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打好基礎。我想，NGO在西方素有政府、企業後的第三部門之稱，它不僅是對政府和企業作用的有益補充，更代表了公民參與國家生活的願望。因此，NGO越多，公民參與國家生活的程度就越大。公民參與國家生活越大，政府當然就要將他們奉作上賓，這也就是為什麼愛麗捨宮常常要高朋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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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赤字——誰之錯？（1）
歷史的烙印有點重
法國人有一句諺語：“世界上只有兩座山不能見面”，意思只要是人，不管身處天涯海角，總有機會見面。30多年前，佩雷菲特在《當中國覺醒時》一書中預言中國睡獅將很快覺醒。30年後，中法交往異常活躍，超過了任何人的想像。在中法200多年交往史上，中國從未像今天這樣在法國無處不在。法禮賓副司長阿塞爾杜扎赫安（現為司長）對我說，在巴黎的沙龍晚會里，人們以談論中國為時尚。不去中國看看，你就沒有話題，你就會感到很孤立。他甚至用“壓力”（pression）這個詞來形容那些社交圈裡混又沒有去過中國的人的處境。然而，有意思的是，中國和中文就有點像歷史上的羅馬帝國和拉丁文，沒有法國人不喜歡的，甚至誰都願意在公共場合提一下中國或孔老夫子的語錄，附庸風雅，但對中國感興趣僅僅侷限在一種文化修養，包括對中國飲食文化的修養，真正瞭解中國的法國人還是少數，大多數人是透過媒體瞭解中國。雖然法國，包括西方其他國家的媒體對法國公眾認識中國發揮了重大作用，但與中國豐富的歷史和法國公眾對了解中國的需要相比是遠遠不夠的。一位來巴黎的中國學者對我說，從1900年到2000年，中國翻譯西方的書估計不下10萬冊，從數理化到文史哲政經法無所不包，但西方翻譯中國的書非常少，不及中國所介紹西學的一成。我對法國介紹中國書籍的總量沒有調研，但中國公眾對法國的瞭解肯定要超過法國人對中國的瞭解，僅傅雷一人就翻譯了巴爾扎克的全集。在中國，雨果、巴爾扎克、莫里哀幾乎家喻戶曉。但法國媒體對中國的介紹顯得偏少，甚至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如20世紀90年代還負面較多。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法國人來華經商、學習，對中國的資訊掌握得越來越多，特別是轟轟烈烈的中國在法文化年，使法公眾有了一個全面瞭解中國的機會。應該看到，在商品經濟社會的法國，媒體同樣受收視率、閱讀率統計等傳媒市場競爭壓力的影響，對中國題材的選用心態較複雜，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獵奇，或者是利用中國元素來擴大報刊的發行量。它不可能，也不願意用較大的篇幅去介紹一個遠離法國人日常生活的國家，更不用說客觀平和地報道那裡所發生的一切。我發現，在報道中國題材時，法國媒體要麼對中國社會的變化太樂觀，如一些報紙甚至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未來30年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在中國文化年開幕式之際，這種觀點比比皆是（記得一家著名的經濟雜誌的封面刊登了電影《臥虎藏龍》女主角章子怡的大照片，她一襲輕衣，足踏火箭，飛向藍天。副標題： 中國經濟的速度！），要麼，對中國的人和事還是透過有色眼鏡，從歷史的鉤沉中來觀察中國社會。
無疑，300多年中法交往歷史為中法兩國人民留下了豐富而又複雜的精神遺產。在中法第一次交往過程中，以伏爾泰為代表的法國知識精英曾反覆渲染中國的文明及其對世界的貢獻。然而，反對專制政體的孟德斯鳩、狄德羅則對中國專制體制的*和黑暗及皇帝*、家庭專制和民眾奴性提出了嚴厲的批判。因此，主流派作家伏爾泰看到的是文明和美德，非主流派思想家，包括盧梭在內，看到的是中國社會的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