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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一起，相互團結，才能解決生存問題，如在中國西部許多缺水地區，集體仍然是獲取水資源的惟一手段。但組織結構複雜自然會加大管理成本，這在不計效益的計劃經濟時代是司空見慣，為的是實現低工資普遍就業。稍年長的讀者都知道，這種體制還是我國很長時間內的公民生活資料分配形式，所謂“單位”，既是生產的組織形式，也是生活的組織形式，個人離開了單位，顯然將一無所有。法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人口少，自然資源豐富，歷史上就形成富有個性化的法國自然經濟，如葡萄酒、乳酪等生產者，其產品背後都是一個個農村自然戶。當然，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國，公民的任何生活資料都是透過市場來實現的，沒必要對集體有所依附。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法國人生活水平高、假期多，要維持這種生活模式，受僱的個人必須一專多能，這是保證法國實行高薪金制的前提。從管理學角度講，組織架構越簡單越有利於責任到人，並強化個人在任何組織系統中的作用，人人對崗位和程式負責。許多在法的中國學者經常對我說過，國內人際關係複雜，法國人際關係簡單，較少浮躁和功利主義現象。細想很簡單，就是一種管理理念的差異。法國人競崗上班，招聘是公開的，職務描述很清楚，一旦應聘就有一份權利與義務的合同，其中包括未來發展空間。職業感強，珍視工作崗位。按程式辦事，講章程、法制，不需要通融，只向工作規程負責。平時既不需要刻意與領導、同事處好關係，也不要整天刻意加班加點，求得什麼好感，對人的考評是業績，而不是非崗位描述的其他因素。這種組織架構我們過去講得較少，我認為這是法國個人發揮作用的機制性保障。但中國獨特的管理文化也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人的協調能力。當一箇中國人和法國人在一起，法國人明顯表現得不夠靈活，常常教條主義十足，而中國人又顯得過於靈活，變通能力很大。有道是，在中國沒有容易辦的事，也沒有辦不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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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的中法文化差異（3）
誠然，從文化比較的角度看，誰也不能就中國的集體主義和法國的個人主義評判出孰好孰壞，因為一個民族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是由其特定的歷史文化所形成的。許多法國朋友，包括政治家們對中國的集體主義羨慕不已。世界著名的思想庫，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德蒙佩里亞爾（Thierry de Montbrial）曾多次說過，正是中國人民的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精神，使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阿尼爾市長阿希爾曼也向我說過，如果法國人像中國人那樣國家至上，法國的事情就好辦多了。但也有中國在巴黎的學者對我說過，過分依賴集體，將降低國人的主觀能動性，從長期而言，對一個競爭中的開放社會和國家是不利的。
由於法國人注重個人的首創性，似乎天下沒有他們幹不了的事情，在世界任何角落，總有一些藝高膽大的法國人在幹他們想幹的事。阿富汗戰爭剛結束，年僅22歲的瑪麗· 德·波旁小姐就來到喀布林建立了一個人道主義的NGO。讀者一看名字就知道，她是波旁王朝的後裔，還是位公主（Princesse），我問她為什麼一個小女孩要隻身一人來到兵荒馬亂的喀布林。她對我一聳肩，說了聲：“我願意”。她還問我，2010年上海世博會要不要志願者，她現在就想報名。果不其然，她說到做到，馬上給我寄來了簡歷。我由此想起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說起過曾在30年代發現北京猿人的法國神父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的故事。這位法國神父隻身來到中國，從當時的北平乘火車到琉璃河車站，然後改騎15公里小毛驢到周口店主持北京猿人發掘工作的。在當時的舊中國，田野工作相當艱苦，德日進吃不好，住不好，還要以騎小毛驢代步，他還就此學會“嗒”、“駕”、“唷”的吆喝騎驢或騾的本領。我想，無論是波旁王朝的瑪麗小姐，還是法國神父德日進，這些獨往獨來的“蝙蝠俠”之所以敢闖遍天下，憑的就是個人的首創精神。說到這，我還有一位法國攝影師朋友，叫呂布裡內埃（Lubliner），也是位藝高膽大之徒。他在人類進入千年之際，一天拍攝一張埃菲爾鐵塔，張張都有特色，在法國很有影響。這次法國在華文化年，他憑著堅韌不拔的精神，遊說了法國各個部門，包括法國著名的珠寶商寶詩龍（Boucheron）和法國著名報紙《世界報》。他就像一個“蝙蝠俠”，經常往返穿梭於中法之間，終於與上海東方明珠塔簽約合作舉辦其展覽。我問他，如此執著，萬一最後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