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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那個抗日誌士肯定是早已為國捐軀了。不能讓夏景這樣下去，這不合乎人道！”
“你聽我說：你是中央來的！你的話影響面廣，這不是夏景一個人的事。像夏景這樣的女娃，這一帶很多、很多。你要幫助夏景，就等於拆了這個家，更可慮的，這會在這一帶引起連鎖反應。我相信你早已看清了，夏景是這個家的頂樑柱啊！”
我很想用魯迅的“總是死的拖著活的”這句話來頂撞老趙，卻沒敢說出口，改了語氣說：“離婚有什麼關係，我相信夏景會照樣照顧老兩口的！”
“這裡人們的心理、風俗都做不到這一點。”老趙說。
我雖然被老趙折服了，可心裡總不是滋味，很久才寬慰了一些。我注意到，在老趙面對夏景時，眼睛裡有比我還濃烈的同情又夾雜著無可奈何的神光。我開始憎恨起那口白茬木棺來了，我時時感到它在向我示威，嘲笑我的無能，我眼睜睜地看著夏景向它獻上青春作為祭禮，贖買民族的沉痾。
1956年當高階農業社的浪潮淹沒了全國時，人們告訴我夏景被評為省級勞動模範了。我不敢問及夏景是不是繼續奉獻著“青春”。我只能暗暗禱祝，盼望這個殊榮對她是解脫而不是捆縛。雖然我明白，這不見得可能。
如今，近40年的歲月彈指而去，夏景和我一樣進入暮年。曾和我們朝夕相處的老趙，用生命作祭禮，祭奠了他的社會主義理想。我只盼夏景有個黃土高坡婆姨們樂道的晚年，能夠兒孫繞膝。
兩個女人和一份婦女雜誌（1）
兩個女人：一個是中國的關露，一個是日本的田村俊子；一份婦女雜誌，是1942年5月在上海創刊、1945年7月終刊的《女聲》雜誌。
關露和田村俊子，分別是當時的中國文壇和日本文壇受到矚目的女作家，又是演藝界的活躍分子。兩個人的遭遇同樣是譭譽交錯、悲喜相疊，道不盡的風光和說不清的煩惱。如果定要挖掘兩個人的共通之處的話：應該說，支撐她倆面對紛紜世事而能自立自決的是一種信念——那種為實現理想而付出的堅韌。
民國初年，生在作縣官父親家裡的關露，隨著父親官場上的失意，目睹的是父親日甚一日對母親的作踐。小小的心靈裡，銘刻的是母親遭受的凌辱，是封建家庭中的多種殘暴。是堅韌的母親庇護了她，想方設法為她謀劃了受教育的機會。當她有機會進入大學，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之後，明白了中國要剷除封建，只有在共產黨掌握的政權中才能實現，那些和母親同樣受欺凌的女人才能以一個獨立的人生活在社會中，便一心一意地投靠了共產黨，一心一意冒著各種危險，為共產黨奪取政權進行各種鬥爭。在卅年代的上海，她和她的“左聯”同志們，到工人夜校教書、參加紗廠女工的###、參加要求全面抗日的群眾示威遊行。她以她特有的機智，在險象環生的境況中，一次次完成了黨交付的任務。她生活得很實在很愉快。
一次，由上海去南京，碰巧遇上下關車站臨時大搜查。她的手提箱中有份黨的秘密檔案，隱藏是來不及了，逃更不可能。關露急中生智，開啟手提箱，把檔案掖進大衣的敞口衣袋，像掖進一份看過的畫報那樣從容自然。隨即把箱子推向憲警主動配合搜查。搜查者對這位落落大方的女士沒產生半點懷疑。看了看，箱中是女人用的小物件、化妝品和換洗衣衫，便順利放行了。關露可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思謀著如果不測，怎樣消滅檔案。
日帝佔領上海之後，文化人紛紛出走。“左聯”的成員更以投筆從戎為榮，相繼秘密奔赴延安。關露接到了地下黨的指令，不但令她留在上海，而且要她打入《女聲》去做編輯。黨說：這是另一條非常重要的抗日戰線，她是黨的一雙伶俐的眼睛，可以窺見漢奸的內幕。
理解關露的“左聯”人，為關露惋惜。說她不該踏上《女聲》這片爛泥塘汙了手腳。不甚瞭解關露的人，說她原本就是隻精緻的花瓶，正可以擺在漢奸的廳堂裡，作為點綴。對這些來自各方的蜚論，關露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感，默默承受。因為她胸中洶湧的是為新中國催生的激情。進入《女聲》，鎮日忙碌之餘，回到自己的小巢，用來排遣孤獨的是“左聯”好友林楚君送給她的海涅的詩：“我來到萊茵河畔，我歌唱。我歌唱愛，我歌唱愛中的恨，我歌唱著犧牲。”
關露也不時寫下自己的詩。
是誰織就了江山的錦繡；
誰就該佔有錦繡的江山！
黑暗的夜，我們不向你哀號，
也不懼怕你的淒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