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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腹，經常作為他的代表出入蘇聯的軍事機構，接觸到大量最高層的政治和軍事情報。因此他所提供的情報具有特別重大的價值，但是反過來，同樣又非常值得懷疑。在中央情報局，他的情況只有極少數幾個高階諜報官員知道，但他們感到難以置信的是，成千上萬專門監視所有人和所有事的克格勃反間諜官員，居然會沒有一個能在某個時刻把他“轉過去”！因此，“紅衣主教”提供的材料一般都要用從其他間諜和渠道獲得的情報進行反覆核實。但是，他的情報都經受住了驗證。他勝過了眾多的小間諜。
在華盛頓，知道“紅衣主教”這個名字的只有中央情報局的三個最高行政官員。每個月的第一天，他們都給他的資料取一個新的代號，知道這個代號的人僅僅限於中央情報局最高層的官員和分析專家。這個月的代號就是“柳樹”。在萬不得已需要把“紅衣主教”提供的情報告知局外人時，就象黑手黨掩蓋其經濟收入來源一樣，事先要把材料仔細地處理一番，以掩蓋其來源。中央情報局為了保護他還制定了許多專門的安全措施。為了防止因密碼被破譯而暴露“紅衣主教”的身份，他的情報一律不透過無線電或陸上通訊線路傳送，而全部採用專人遞交方式。“紅衣主教”本人是非常小心謹慎的，潘科夫斯基的命運給了他深刻的教訓。他的情報透過一系列的中間人被送到中央情報局莫斯科站站長手裡。這個站的站長已經換了12任，而他卻一直活動著。其中有個站長是個野戰軍退役軍官，他有個兄弟是耶穌會教士，也是紐約福德姆大學的哲學和神學講師。他每天早晨都要做彌撒，為這個他永遠不會相識的人的安全和靈魂祈禱。“紅衣主教”之所以能夠一直倖存下來，最好的解釋莫過於此。
中央情報局曾經先後四次為他安排了逃離蘇聯的機會，但他都一一拒絕了。一些人因而認為，這足以證明他已經被轉過去了；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恰好證明了他象大多數有成就的間諜一樣，是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某些東西的驅使下幹這行的，因此，他也和他們一樣，只不過可能略為迷戀幹這一事業罷了。
瑞安現在看到的這份情報經過了前後20個小時的輾轉傳送。拍好的底片經過五個小時才送達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立刻交到了站長手裡。站長是一個老練的野戰軍軍官，曾經當過《紐約時報》的記者，現在的公開身份是新聞專員。他馬上把底片拿到他的私人暗室裡顯影。從底片到達至顯影完畢僅用了30分鐘。站長用放大鏡把五張底片的內容看了一遍，然後給華盛頓發了一個“特急”電報，說“紅衣主教”的訊號正在途中。然後，他一邊翻譯一邊用行動式打字機把情報打到緊急電文紙上。這項保密措施達到了兩個目的，一是消滅諜報員的筆跡，二是透過翻譯整理除去諜報員的語言特徵。接著立即將底片焚燬，把報告摺疊起來裝入一個煙盒似的金屬盒裡。盒子裡裝有一枚小型煙火彈，一旦開啟盒子的方法不對或受到突然的震動，情報就會自動銷燬。過去，曾有兩次因盒子不慎落地而毀掉了“紅衣主教”的情報。站長再把盒子交給使館的信使，他已經訂好了一張蘇聯民航直飛倫敦的機票。三小時以後，信使在倫敦希思羅機場轉乘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班機飛往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最後轉乘東方航空公司的班機到達華盛頓國家機場。早上八點，這個外交郵袋到了國務院，一直守候在那裡的一名中央情報局官員取出盒子，立刻驅車把它送到蘭利，直接交給中央情報局局長。盒子由中央情報局技術服務科的一名技術指導開啟，取出情報，局長首先用他的專用靜電覆印機把情報復制三份，再把原報告在菸灰缸裡燒掉。一些新上任的局長曾經認為這些保安措施滑稽可笑，但是當他們看過第一份“紅衣主教”的報告之後，就意識到這些措施是何等必要。
瑞安把報告看完之後，又翻到第二頁重新閱讀，並且不由自主地輕輕搖了搖頭。這份“柳樹”檔案第一次使他如此強烈地感到，千萬不可打聽情報的來源。他合上資料夾，把它還給了格里爾中將。
“簡直叫人難以置信，先生。”
“傑克，我知道不說你也明白，但是還得說。你剛才看到的東西連總統、巴茲爾爵士都沒有看過，就是上帝要看也不行，沒有局長本人親自批准，誰都別想看到它，你明白嗎？”格里爾打著官腔對瑞安這樣說。
“是，先生。”瑞安徽微地點點頭，象個小學生。
穆爾法官從夾克衫口袋裡摸出一支雪茄煙，一邊點菸一邊透過火苗緊盯著瑞安的眼睛。人們都說法官在軍隊服役時是一個了不起的野戰指揮官。在朝鮮戰場上他同漢斯·托夫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