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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信貸擺脫極度的貧困,從而促進和平,這是一種全新的嘗試,是這個世界上最勇敢的嘗試。諾貝爾獎委員會認同了商業與和平之間的這種聯絡。(請參見第21章中關於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卓越事蹟,以及他為減少這個世界上的極度貧困所做出的努力。)
在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他對經濟的樂觀判斷《我們子孫後代的經濟可能性》時,正值1930年——大蕭條開始之初。凱恩斯倡導,經濟學家們應該從他們的象牙塔中走出來,成為更有價值、更合格的經濟學人,“就像那些牙科醫生一樣”。有些經濟學家在其倡導下確實成為了有價值的實踐者,但是,就算是凱恩斯自己當時也沒意識到這些經濟學領域裡的年輕開拓者能走多遠,他們的影響能有多大。他不知道,在他去世之後,經濟學家會引導投資者透過多元化投資來降低風險,從而實現回報率最大化;他們還幫助政府透過改變拍賣債務的方式,節約了數百萬的開支;他們建議那些宗教的狂熱信徒透過大力宣傳自己的信仰,以這種自由競爭的方式來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減少不必要的宗教衝突;經濟學家們還建議立法者設立隱蔽武器許可證從而減少犯罪;透過拍賣汙染排放許可來淨化環境;他們甚至聲稱,只需運用最基本的經濟理論就可以破解懸疑小說中的那些懸念!
從一門沉悶的科學開始……
歡迎來到經濟帝國的新世界。20世紀,經濟學曾一度被嘲笑為“沉悶的科學”,這一說法是引用了英國評論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19世紀50年代的語彙——卡萊爾本人曾經猛烈抨擊那些預言貧窮、危機以及剛性工資規律的古典經濟學家。即便是到了一個世紀之後的20世紀70年代,當全球經濟正遭受持續惡化的通貨膨脹和不斷上升的失業率的雙重危機時,還是有一些經濟學家,因為對利率、通貨膨脹和下一輪經濟蕭條的預測而受到指責。1974年,弗雷德裡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接受授予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時,表達了大部分經濟學家的無奈,他自嘲說:“目前我們能引以為豪之處實在不多:作為行家,我們卻把事情搞得一塌糊塗。”
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學家們經歷了一段孤芳自賞、自證其罪的時期。舉個例子,在1991年到1992年經濟蕭條期間,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巴洛(Robert J� Barro)關於經濟曾有過如此言論:“為什麼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