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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了——單身的或失去愛人的人窮其一生都在為這個系統進行投資，可是如果他在65歲之前去世了，那就別想從社會保障制度中得到一分錢。
在未來的道路上，社會保障制度會面臨重重困難。據估計，到2018年，社會保障制度要支付的資金將超過其能籌集到的資金，我們今天大約需要有11萬億美元的儲備金在銀行裡賺取利息，以對現這個專案所承諾的各項義務。經濟學家已經為此找了幾條解決之道：增加稅收、取消工資上限、減少救濟金、增加國債、削減其他政府專案開支，以及實行個人退休賬戶（就如在第5章中說的）。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的羅伯特·庫特納教授及其他擁護現行保障體系的人，反對對社會保障體系做任何無謂的修正，真正的問題其實不是美國的養老金計劃是否具備足夠的償付能力，也不是是否要降低社保的支付水平、推遲退休年齡、進行經濟情況調查或者再次提高FICA稅的問題，國會已經嘗試過了上述所有的方法，結果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問題依然存在。
真正的問題其實很簡單：現在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是一個懶人的專案。結果卻變成了美國經濟的一大拖累，其他執行了類似制度的國家也同樣受累於此。FICA稅都快把手伸到工人和企業家的腰包裡了，工資稅也已經漲到了原來的17倍之多，從1937年時工資的2％，到最高時的60美元，漲到了今天的12�4％，最高12 000美元。為了滿足2015年之後的需要，專家預測，FICA稅必須提高到收入的17％才行，這使得工人們更傾向於支援私人投資儲蓄賬戶。到何時這種瘋狂才能終止呢？
第7章 從社會保障賬戶中每月拿到4000美元？（2）
對社會保障制度來說，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它是一個強制儲蓄的計劃，卻不能讓人們把哪怕是一分錢用來做真正的儲蓄。只因為社會保障制度是一個“離職支付”系統，先前的投資一下就能兌現成收益。FICA稅要麼用於：（a）支付現行社會保障下的退休工人，他們用現金付賬；或者（b）社會保障信託基金，幾乎都投資於國庫券了，換句話說，就是投資於政府開支了。總之，工資稅被浪費而非儲蓄了，就像約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說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其說是一個儲蓄計劃，還不如說是一個稅收計劃。”
社會保障制度與個人退休賬戶
設想一下，如果社會保障稅都投資於個人退休賬戶，工人可以用這筆資金購買股票和債券，結果會怎樣？也就是說，如果社會保障基金能投資於自由的資本主義企業——股票指數基金，而不是政府的轉移支付專案，效果又會如何？
1995年，位於馬塞諸塞州波士頓的道富環球投資管理公司的負責人威廉·G·希普曼主持了該項研究。他以兩個工人為例，向我們說明這個問題。假設其中一個工人的工資水平僅是社會平均工資水平（1995年大約是12 600美元）的一半，另一名工人的工資水平為社保覆蓋的最高工資水平（61 200美元），再假設工資低的工人於1995年退休，那麼他每月可從社會保障專案裡得到551美元，但是如果允許他在工作期間將自己投到社會保障裡的錢以保守的方式購買股票，那麼在他有生之年的剩餘時間，每月可得到1 300美元的退休金，幾乎是他從社會保障體系裡得到的錢數的3倍。
那個收入高的工人的情況將會更好。如果他今天退休，那麼他每月可從社會保障那裡得到1 200美元，假如他也早己將投入社保的資金長期投入股票市場，他每月得到的錢數就會是4 000美元。這就是我稱之為“有尊嚴的退休”的理由。
另外，按照希普曼的思路更進一步分析，假如那些出生於1970年的人可以將他們投資到現行社會保障專案裡的錢投資於股票市場，那麼這些人每月得到的收入可以達到11 729美元之多，大約是其能從社會保障制度中得到的六倍。即便是一個收入低的人，每月將其收入的12％拿出來，用上述方式投資，也可以得到三倍於從社會保障中得到的收益（這項研究假定股票市場指數基金的長期回報率大約是10％）。總之，希普曼總結說，社會保障制度是一個懶人的退休計劃，是對資源的無情的浪費。
更令人吃驚的是，無論是低收入的人還是高收入的人，他們對社會保障專案裡的收益其實都沒有真正的所有權。當然，那些儲蓄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