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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不是自然而然地落到貝利身上的，而且這種身份他也只能維持這麼久。他利用自己的聲望把反對腐敗、支援資本主義的改革措施推進議會，並在1998年透過了《貝利法案》。這之後，他辭去了政府官員的職位，重新過起了他收入可觀的“微笑大使”的生活。
但是，一旦《貝利法案》沒有了貝利的力量在後支援，足球說客們又佔了上風。屬於貝利的桂冠在他還沒來得及戴上之前就旁落了。在他退休兩年以後，對手精心策劃的立法使得他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在還沒有完全生效之前就被取消了。卡拉托拉斯再也不用公開賬目或為他們在賬目上動手腳而負法律責任了。和以往一樣，巴西的腐敗再次證明了它異乎尋常的恢復能力。面對這一事實時，貝利似乎是聽由自己接受卡拉托拉斯的擺佈。在2001年2月，貝利和巴西足球的汙點領袖利卡多·泰克希拉在里約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用貝利的話說，他們已經團結在一個“拯救巴西足球的協議之下”。泰克希拉宣佈貝利將領導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主管體育管理部門的重組。他接著吻了球王的戒指：“遠離巴西最偉大的偶像是我犯的一個巨大錯誤。我已經感到懊悔，而且希望高貴的貝利能夠接受我的道歉。”接下來，在攝像機面前，為了各種報紙的頭版，泰克希拉和貝利擁抱在了一起。
事實上，沒有什麼事能讓貝利的高貴氣質蒙受更大的傷害了。他再也不是令卡拉托拉斯頭疼的人了。在招待會上，他譴責議會的調查破壞了國球的聲譽。正當議會準備好對卡拉托拉斯開刀的時刻，他卻表示了對泰克希拉的信任。體育日報《長矛！》（La nc e！）的專欄作者約瑟·特拉亞諾（J o s Tra ja no）怒不可遏地喊道：“貝利和利卡多·泰克希拉的聯合是對我們這些為體育道德而奮鬥的人下的最大黑手……他把靈魂賣給了魔鬼。”
這次擁抱之後，反腐敗的鬥士們把矛頭指向了貝利。致力於改革的記者們開始反思貝利擔任體育部長時所做的一切。回顧貝利的這段任期，記者們發現他並沒有那麼理想化。他的生意夥伴撰寫了《貝利法案》的大部分條款。在撰寫這些條款的同時，他們公開承認希望這些法律能讓他們從中獲利。在其他方面，貝利也表現出了在道德常識方面令人痛心的匱乏。他曾建議外國投資商把資金投入到巴西一些最腐敗的企業。例如，1998年時他曾作為中間人促成了尤瑞科·米蘭達和國民銀行的合作。
突然之間，是到了摘下偶像頭上的光環的時候了。一些報道出現在小報的花邊新聞上：《Is to e Ge nte》雜誌刊登了一則報道，稱貝利在紐約有一個32歲大的私生女。不幸的是，他留下的不法行為線索引出了一則更具破壞性的報道。2001年整個冬天，《聖保羅頁報》（Fo lha d e S o Pa ulo）每天都在指控貝利從一場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舉行的慈善比賽中提成70萬美元。該賽事由貝利體育營銷公司（Pe l S p o rts Ma rke ting）組織，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該報還說這是一個陰謀，其中牽涉到兩家空殼公司。對此貝利的答覆是他並不知情。他把責任轉嫁給跟他合作了20年的生意夥伴頭上，解僱了他，並向法院起訴他，並且還解散了貝利體育營銷公司。然而，他的氣憤並沒有使他歸還那70萬美元。
當我向貝利的朋友問起他在道德方面所犯的錯誤時，他們提供了幾種說法。有的說貝利童年的貧窮導致了他對金錢的狂熱，但他們又說情況其實沒那麼糟糕。在獲得人們對他的幫助時，即使是對那些虛情假意的人，他也總是有意對他們的缺點採取不在乎的態度。他會原諒他們，直到他認為再容忍下去就會被社會所不容時為止。他的情況與社會學家愛德華·班菲爾德（Ed wa rd Ba nfie ld）的著名文章《一個落後社會的倫理基礎》的主旨相去不遠。班菲爾德解釋說在最重視家庭基礎的社會里，責任感最強烈，正是這種社會滋生了最嚴重的裙帶關係與任人唯親。換句話說，貝利和巴西不只是不適應改革，而且也不適應資本主義。貝利可以大把大把地賺錢，儘管他告訴自己他已經學會了生意場裡的冷漠算計，但他卻做不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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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在腐敗泥潭中的桑巴 六（1）
有些批評家將這些不法動機歸咎於外國投資商，指責他們利用俱樂部來洗錢並掩蓋其他不法交易。有的指責可能有些事實依據，但是大部分外國投資商都是抱著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