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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堅持。他們帶的壺比中國孩子帶的大，慢慢地喝。中國的孩子咕嚕咕嚕地喝，心裡想喝完了就輕鬆了，結果走到一半的路水基本上都喝光了。他們互相依賴慣了，說沒關係，我們都是集體主義，我的水喝光喝他的，他的水喝光了喝我的。確實中國孩子很團結，中國孩子這一點跟日本孩子不一樣，他們互相幫助。日本孩子從來不喝別人的水，他也不給別人喝。日本孩子各顧各，摔倒了，沒人扶，他一定是自己爬起來的。他們的觀點是不給別人添麻煩，我摔倒了自己爬起來，而且人家摔倒了也不願意你去扶。
中國孩子走得是很辛苦的，也很頑強，但是走著走著還是不行，被日本孩子遠遠地甩在後面去了。日方領隊一看不行，這樣的話就成了兩個隊伍了，就讓隊伍停下來，讓中國孩子走在前面，日本孩子走在後面。真丟人，就因為這樣一調整，整個隊伍返回的時間延長了兩個小時，本來五點鐘該回來吃飯了，結果要到七點鐘。中國孩子走路很費勁，但是很團結。男孩子帶著女孩子，你拉著我我拉著你，而且很樂觀，走得很開心，逗來逗去的。雖然累極了，卻接連唱歌，從流行歌曲唱到革命歌曲，甚至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日本人聽不懂。但是呢，日本人不說笑，就低著頭走，保持體力。
我這個人爬山是比較多的，在爬這個黑姬山的時候我還是摔了12跤。有一次爬上一塊岩石，下雨石頭滑，站起來站不穩，腳一滑，一頭就紮下去了，“砰”的一腦袋撞到大樹的根部，撞得我頭昏眼花。起來一看真是阿彌陀佛啊，很多大樹的根部都是枝枝杈杈的，你要撞上枝杈，命就別要了，你說多危險。有一次踩空了，往山下滾，虧得我抓那個樹根抓得很牢，好半天才爬得起來。大家想想看，就這麼一個登山探險，爬14小時的山，你們誰敢組織孩子去，哪一個學校敢帶孩子去？如果組織這樣的探險活動，要帶上多少個老師，帶上幾個醫務人員？你們敢不敢相信，我們這支30多人的隊伍，一個教師也沒有，就兩個大學生志願者帶隊，一個打頭，一個守尾，而且一個醫務人員也沒有，就是大學生帶著一些包紮外傷的藥品。那路上真是險象環生，我只是摔跤，還沒有大問題，日本一位女士在山上骨折。領隊的大學生請示總部：“我們這裡有人骨折。”總部說：“好，我們會派人上去救援你們。”大概是4個小時以後，總部派人用擔架抬著這位女士下山了。還有一個日本的男孩被一隻蜂蜇了一下，腦袋腫得像個籃球一樣大。真慶幸，我和7箇中國中學生還沒有出現很大的險情，但是累慘了，特別是我的女兒。她剛走了3個小時就跟我說，老爸，我走不動了，一點都走不動了，我不走了。哎呀，我說你不走了不行啊，這個隊伍現在走出去就不回來了，你知道嗎？我們是從這邊上，那邊回去，不從原路回來，我說你忍一下吧。她說，哎喲，真累。中國的孩子平時不注意鍛鍊，誰受得了啊。於是我拿著一根樹枝，拖著女兒走。後來，我在山上有一個頓悟，我發現只要孩子跟父母在一塊，她就有依賴。我想明白了，就和她分開走，讓她和她的同學走，她走她的，我走我的。哎，這個辦法好，孩子跟孩子在一塊，相互地支援啊，你不能依靠別人。
下山之後，我和日本的老師開座談會。我說，這麼危險的活動，你們怎麼敢組織呢？日本老師一愣，說：“不危險。”我說怎麼不危險，我都摔了12跤，我還不知道危險啊？萬一出了什麼事怎麼辦？你知道日本老師說什麼嗎：“出了事自己負責啊。出了事是個人給集體添麻煩，一定要自己負責。”
後來我知道，日本的父母普遍支援孩子去登山探險，出了事很少有人去告狀，很少去打官司，即使要打官司，也可以，學校不用管。日本教育部門專門有一個日本青少年健康促進會，國家撥意外傷害保險費，由這個機構去負責，學校沒有什麼大的責任。我當時在那一刻感到，兩國在教育上最根本的較量是國民共識與法律保障方面。中國學生一出事，就把學校告上法庭，深圳有一個學校，一個孩子上音樂課跑得快了一點，摔倒了，脾臟破裂，向學校索賠326萬！你們說這公辦學校哪拿得出這麼多的錢，就算破產也沒有錢。所以說，解放中國的學校才能解放中國的孩子。
解放中國的學校，並不容易。在我看來，首先要解放我們的老師、父母，不要總是害怕孩子出事。作為父母要理解學校老師，不能把教育孩子的責任完全交由學校老師承擔，父母要承擔起父母的責任來。
如何承擔起孩子的運動責任，我的教育建議是：
放手鍛鍊孩子。凡是學校組織的野外活動，都要積極支援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