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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頓：在與黑社會的人打交道中，感覺黑社會的人裡也有許多生活低調、不動聲色的人，並非個個張牙舞爪，何況鍾鐵龍這種讀了大學的很理性的人。鍾鐵龍是學數學的，腦袋瓜裡裝的是方程式，是金錢數字的換算。他對下屬好並非感情用事，而是他充分認識到了好的力量，知道“好”可以讓下屬替他擋子彈，替他死，從而用好駕馭人。我是個在生活中尋找人物和感覺的小說家。我可以說《黑道》這部小說在很大程度上都來源於生活，很多細節和故事都是直接取自生活本身，只是在事情上做了移花接木的藝術處理。鍾鐵龍是那種防禦性很強的人，他不是那種主動出擊的黑老大，他是個先禮後兵的典型人物。這才是中國黑老大的形象。凡是一開始就囂張的人，都是還來不及長大就滅亡了。因為中國這樣的土壤上，你太囂張了就是自取滅亡，黑社會的人都懂，都是泥鰍。鍾鐵龍不是個進攻者，他能忍讓，只是當他感到對手成了他賺錢的障礙時，他才出擊。這個時候他採用的方式就很極端，這是他身上的那股狠勁導致他採用這種方式讓對手永遠沉默。鍾鐵龍身上的殘忍勁，還在童年時就在他在身上醞釀了。
導致鍾鐵龍走入黑道的原因有多種，確實與他童年時的迷茫生活有關，童年時，父親是資本家的身份，讓他的童年生活有些陰暗，不被人喜歡，從而導致他我行我素。他姐姐死於非命，對童年的他刺激很強烈，因為他童年時愛他姐姐，姐姐在家裡是他最親的人，姐姐經常帶他出去玩，姐姐輟學後學裁縫就是拿他做試驗品。那種要為姐姐報仇的心理伴隨他一天天長大，使他漸漸變得好鬥和冷漠，也培養了他身上那股一斧頭劈下去就要他人性命的狠勁，所以在鍾鐵龍身上，有常人少有的絕不退讓的鐵石心腸。
奉榮梅：3、《黑道》封面上有句醒目的宣傳語“一箇中國版教父犯罪與毀滅的實物檔案”。您認同這種說法麼？我看了上部後的第一感覺是，小說中描寫的犯罪事實，太令人觸目驚心了，以後進這些娛樂場所都害怕了；再就是，如果要我經商，覺得面對的社會環境和競爭對手太可怕了。如果讀者也有我這種感覺，這部小說的價值取向最終就難以達到了？
何頓：我真的沒打算把《黑道》寫成教父那樣的書，有人說這部小說極有教父色彩，我感覺那是我的不對，因為我真沒打算寫教父那樣的書。寫《黑道》小說時，力求把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寫得真實可信，因為這是寫今天的中國大陸發生的黑社會的故事，不光只是長益市發生了，很多城市都有。十多年前，邵陽市不是發生過很多挑腳筋、砍人的故事嗎？所以一點也不令人觸目驚心，這樣的事，這樣的故事時有發生。不奇怪呵。我對今天社會的認識就是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但是，你大可不必害怕進娛樂場所，你是個規矩人，別人不會傷害你，因為就算你進入的娛樂場是黑社會組織控制的，黑社會也有黑社會的規矩，不會輕易傷害人，尤其對客人——他們視為衣食父母，更不會。再說，還有國家政法機關這架強大無比的機器，黑社會再無法無天，還是有所禁忌的，沒那麼恐怖。至於你提到經商，那我就沒辦法告訴你了，因為我沒經過商，我當年搞裝修的時候，那是二十年前，沒這些事。
長沙晚報訪談（3）
小說的價值取向是零。讓讀者從零字上出發，去挖掘他需要的價值。他覺得有價值，他就會把有價值的東西取走，像一個盜墓賊把他覺得值錢的古董挖走樣。他覺得沒價值，他就放下這些東西，走人。很多作家，覺得自己使命感很強，其實完全是自作多情，而且是較為愚蠢的自作多情，彷彿只有他是有道德有價值的高尚的人，而別人和讀者是需要教化的，因而他就端正姿勢，在書中大書自己的倫理傾向、價值傾向，不這樣做，似乎他就不是一偉大的作家，就不是托爾斯泰，不是巴爾扎克，只是寫插科打葷的三流作家。錯也。那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作家，他們身上的擔子是很重，責任感也很強，之所以這樣是中華民族尚處在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割據的時代，即使後來把美蔣都趕跑了，但脫離那個年代還不遠，人民的整體文化水準還很低，很多老百姓還是文盲或半文盲，確實需要作家在作品中扮演道德高尚的人，從而影響他人，讓他們辨別是非。但我可以明確地說，那是已經過去了的時代。如今的讀者，大多受過高等教育，覺悟和文化都相當高，自有道德和個人價值準則，這是不容置疑的。再則，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正走向富強的中國，中國的孩子，從小就被幼兒園的老師和家長悉心教育，早就有道德的皮尺了，自備在口袋裡，懂得什麼是美什麼是醜，什麼事情可學，什麼事情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