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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整個施粥賑災這件事，便是由民間自主開辦，承擔大部分事務，官府只是居中統籌協調而已。這也是李三思的主意。馮縣令、李三思和縣府中主管錢穀的吏員籌議具體賑濟辦法時，其他人主張依照陳例，由官府將各富戶認捐的財物米糧統一收繳上來，由官府出面開辦。李三思則極力反對，主張由各富戶自已出面開辦，官府核數記帳即可。他舉出的理由有二，其一，各富戶多是善於經營商鋪田產的商人地主，他們遠比官府中人更懂得怎麼把錢花在刀刃上；其二，若是官府公差雜役插手，難免上下揩油，雁過拔毛，揩來拔去，一斗米糧就只剩五升到災民碗中。此言一出，再沒有人敢反對，否則就有存著心思貪墨揩油的嫌疑。
因此，最後到底是依了他的舉張，將此事交由民間主設，官府輔助。
李三思寧可說出得罪同僚的話，也極力要求將此事交由民間主辦，這也當真是出於無奈。對於別人來說，凡事講究“前車之鑑，後世之師”。對於他來說，則是反過來，遇事作決定時，需要從“後世”汲取經驗教訓。在他所來自的那個時代，大的天災，尤其是地震災害時有發生。遇災時固然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但救災之時也常有醜聞爆出，大多是政府負責發放的物資遭浪費或者濫用，甚至被人揩油貪墨。不僅沒能將事情辦好，更是連帶毀損了政府的公信力。相較而言，民間主管發放的救災物資則是帳目清楚，調配得宜，傳送合理，有一分錢就能辦一分錢的事。有這個教訓在後，李三思便改弦易轍，一易前法，決定官府只派人驗帳核數，官府中人儘量不接觸錢糧。
中國素有官方和民間都開辦慈善的傳統，起源甚早。但是，從未有人對此做過專門的理論闡述。李三思在大明嘉靖年間發表的這一番關於民辦慈善優於官辦慈善的言論，實為中國慈善理論史上的一番開天驚世之論。若是他將這些言論雕版印刷，刊印發行，繼而留傳後世，必能繼一張僱傭合同改寫中國經濟史後，再次一舉改寫中國慈善史。但李三思素來不好虛名，這個念頭也只是一閃而過，乍起即滅，也就並沒有當真這麼幹。
這七處粥棚有三處在城內，四處在城外，位置分佈均勻，並不擠在一處。這也是李三思刻意細心謀劃。入城災民流民入城之時，每人發了一根從城隍廟裡拿來的木籤，憑木籤每日領粥兩次。從上上籤到下下籤，每一種不同類別的木籤各對應一處粥棚領粥，分毫不亂。之所以要這麼安排，是因為要將這兩三千災民流民分散開來。這樣一來，領粥之時不致於等候太久，也不會人群聚集大多，以致於滋擾城中百姓商賈，堵塞通行。更重要的則是這數千人全部聚在一處，就會容易生事滋亂。全都打散了，各歸各處，就好控制得多。
首先巡視到的是位於城西的丁家丁大孝子開設的粥棚。這丁大孝子到是一個信人，既然已經答允他的“李叔”拿出三百石米穀施粥，也就當真沒有含糊。他安排人手迅速將這粥棚給支了起來，弄來一口大鍋熬粥，向持著木籤作憑信的災民分發。
粥棚是沒去皮的樺木外加茅草搭成，灶臺也只是用黃泥草草砌就。丁家在這些器物上雖然粗陋節省，但拿出的糧食卻是實實在在。這樣就是把錢花在刀刃上了，到也合乎丁家善於計算和節約儉省的家風。李三思命丁家的僕人開啟了一個裝滿糧食的麻袋，親自伸手掏了一把看了看，到也確實是好糧，並沒有將近變質的陳糧。看事能知人，這到能看得出這丁大孝子也真是一個實誠人。
一長隊饑民排著隊，每人手裡幾乎都拿著一個木碗等著領粥。木碗是饑民逃難的必備用具，是以人人都是備得有的。這些人其中男女老少都有，大多是蓬頭垢面，衣衫破舊汙穢。雖說總算能有一碗正經粥飯填一填肚皮，不用再吃樹皮和觀音土，但是各人的臉上卻並沒有多少喜色，更多的是神情木然，彷彿長著兩隻腳的木偶人一般。飢餓已經耗光饑民的生氣和精神，就連生而為人最基本的喜怒哀樂也成了難以承受的負擔與奢侈。只是粥落入碗中之時，饑民的眼珠才會動上一動，閃現出一點點鮮活的光彩。
與李書辦和曾大寶及在場施粥的丁家人不同，這是李三思平生第一次真正見識到饑民待食的餓相。這與他先前在書中或者影視所瞭解到的情形竟是如此不同。當真是隻有深臨其境，方知真味。這一番無聲的景象，既讓他感到震憾與沉重，更覺得十分心酸，心中暗罵：“操蛋的老天爺，你下個雨不行麼？旱你妹呀；操蛋的皇帝，你管一管你的百姓子民不成麼？”
丁家的一位僕人拿著一個大鐵勺，往饑民伸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