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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再說到蒸汽機的發明，內燃機及原子能的利用，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為一部很自然的歷史。李濟主張，博物館、科學館的目標就是“教育”，不要轉向，不要搞成百貨商店、商品陳列館，不要為徵求展品而把給捐助人做廣告當成主要目標。要有條理，有科學的陳列目標，不要讓博物館兼營其他業務。倘若假以時日，按照李濟的目標，一座代表東方文明的現代化國家博物館將屹立在紫金山下的北極閣。
戰火燃燒起來了，中博院的一些田野工作仍在繼續。１９３６年底，李濟籌組了中博院“川康民族考察團”，確定以馬長壽為專員，趙至誠為技術員，李開澤為書記，重點考察涼山的羅羅本書所涉民族，皆沿用舊稱。，同時徵集民族生產生活用品。羅羅是彝族的先民，早在漢代司馬遷所著的《史記·西南夷列傳》就有了記載，後見於晉人常璩的《華陽國志·南中志》、唐代樊綽的《蠻書》等。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馬長壽一行由南京出發，到四川從宜賓溯金沙江，先到“小涼山”雷馬屏一帶今四川雷波、馬邊、屏山三縣。，考察了羅夷的一般情況。１９３７年春，他們離開雷波，直至大涼山核心區的竹核、昭覺，後又由西昌轉鹽源、鹽邊等地，７月底始取道西昌轉至成都。中博院西遷的訊息，促使他們加快步履，８月又從成都往西北行，經灌縣到汶川、茂縣、理番、松番等縣，轉至雷波、馬邊、屏山、昭覺、西昌。後重點考察了越西的尼帝、斯補、埃絨三土司區域，調查了羅夷土司制度、先民遷徙路線、物質生活及風俗禮儀，還對三個土司語言區進行了比較研究，翻譯了一批羅夷經典，收集了約三百多件標本，提出了古代獠人即今之羅夷的推測，探討了羅夷與西番的關係。山中數日，世上千年。戰爭終於阻止了田野調查的腳步。１９３９年初，在得到李濟“結束工作”的指示後，考察團只得返程。５月中旬，回到成都，馬長壽將羅夷考察徵集的標本移存在望江樓邊的四川大學新校舍，自己租賃在華西壩小天竺街住宅以作聯絡點。５月２８日，馬長壽函李濟：“羅羅報告寫畢，前得籽原先生函稱，教部索稿命摘錄一份寄重慶，故預計兩週之內寄呈。”所檔：考１２—１０—４、６、２４。那份二十多萬字的“涼山羅夷考察報告”，馬長壽用蠅頭小楷墨筆寫成。分為羅夷之考察紀行、體質研究、起源神話、古史鉤沉、遷徙史、系譜、地理環境、社會組織、羅夷一生、巫術祭祀與信仰、物質生活與技術文化、曆法與年節、語言與文字及附錄（羅文字、文法、經譯本、故事等）等部分，是特殊年代的一份難得的民族考察文字。直至２００６年，那份塵封數十年的民族學調查報告才由馬長壽的學生和助手李紹明、周偉洲重新整理，並以《涼山羅彝考察報告》為書名正式出版。
第六章 流寓西南（8）
１９３８年９月，吳金鼎、曾昭燏等由英返國抵昆明，應李濟之邀來到中博院工作。曾昭燏和吳金鼎、王介忱夫婦“所從事的田野工作及其方法正代表了當時英國甚至可以說是世界的較高水平”。此時的中博院，可謂考古學的重鎮。李濟主持擬定了一份西南考古的宏大計劃，據計劃書稱：“過去十餘年來，華北考古之結果，證明中華遠古之文化，確有一部分來自西南，吾人為欲瞭解全部中國文化之淵源起見，現擬按照下列計劃，從事西南考古。茲擬實地調查西南古蹟，頒藉吾人所熟知之漢族遺物為線索，先求漢族遺蹟之分佈，再就地層先後，以推求漢化以前之他族文化，及漢化後所產出之特色……”譚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經過·王世傑序》，臺北：中華叢書出版編審委員會，１９６０年，７６—７７頁。
李濟派吳金鼎先行前往滇西調查。１１月中旬出發，吳金鼎經大理、鄧川、洱源、鶴慶、麗江、濱川諸縣，歷時月餘，在大理境內發現史前遺址數處。在完成各項準備後，１９３９年１月李濟即命吳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三人組織發掘團，前往大理工作。
吳金鼎在英國倫敦大學攻讀考古學博士學位期間，他以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為重點，用英文寫成《中國史前之陶器》一書，被國外學者認為是研究新石器時期陶器的重要參考書。１９３３年冬，吳金鼎師從英國埃及學考古泰斗皮特里教授，在巴勒斯坦作發掘。１９３７年，吳金鼎在英國獲考古學博士學位。夫人王介忱是吳金鼎的賢內助，不僅要管理工作站的日常生活瑣事，還要與丈夫一同發掘、繪圖、寫報告。
年方而立的曾昭燏捨棄在倫敦大學考古學院任助教的優裕條件，從香港經越南到達昆明，任中博院專門設計委員。剛到昆明，她就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