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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上學的前幾周，老師佈置的所有作文都是家庭作業。無論質量好壞，電腦上提供的智慧ABC，對於我這樣的“文盲”，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解脫。紙上工整的楷體完全掩蓋了我那藝術品般的手寫漢字。然而有些事件終究不可避免，隨堂作文便是這樣。週二的下午是連堂語文，我們在前一天得知，需要寫一篇名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的文章。雖然我瘋狂地想向老師申請用英文寫或拿回家完成，但內心裡我深知，有些事情，躲過一時但躲不過一世，晚痛苦不如早痛苦。拿到稿紙，兩頁密密麻麻的方格佈滿了整張卷子。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氣，在第一行寫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是”，哦不對，是一件“事”。抄都能抄錯。我在“是”上塗了一個大黑疙瘩後，在旁邊進行了修正。辨別同音字，是我學語文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礙。西方的語言同音字非常少，西班牙語甚至沒有任何兩個發音相同但意思不同的單詞，因此學西方語系的人都是透過聲音學習語言。但中文的同音字卻隨處可見，因此需要按字義和字形學習語言。當時我還處於中西轉換的初期，每個字音只能容納一兩個不同的字形。
對著稿紙，我開始構思：印象最深的事，當然是King’s那次野營。對，就這麼寫！“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也營”…不對。。。不是這個“也”，是野草的“野”、“野比（後來譯為大雄）”的“野”（見到同音字我能區分，但自己寫不出來）。。。怎麼寫呀。。。我開始在稿紙上無意識地進行了多次嘗試，無奈越寫越走樣，以至於我自己都搞不清到底是“野營”還是“也營”了。低頭再一看稿紙，兩行原本空白的方格早已被我形態各異的“野”字所填滿。無奈之下，自己只好再次拿出早已嫻熟的、塗大黑疙瘩的本事，將那些“原創字”一一掩蓋，並用“出去玩”代替了“野營”二字。兩節課後，我成功地利用塗黑的方法和混亂的思維湊到稿紙上六百字的方格中。
回家的路上，我暗暗地慶幸自己混水摸魚、過了隨堂作文這一大難關。但大黑疙瘩湊字法再次奏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看來語言的學習沒有什麼捷徑，只能一步一步慢慢地讀、背、寫。所以，我和父母商議決定找個家教。
於是我們找到了鄭老師。當時還是一位清華大學法律系二年級學生的鄭老師，曾經以所有報考學生中第二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法學院。
鑑於我當時不會寫中文的情況，鄭老師決定還是先從讀書入手。除了複習小學和初一課本的內容外，鄭老師還給我推薦了一本書，要求我閒時閱讀：《平凡的世界》。剛開始閱讀時，我記得我會刻意在書中，將一些有文采的詞句和心理描寫的段落劃為重點，但看著看著，就被書裡“少安的磚窯”和“少平與曉霞”的故事吸引了。也就是這本書把我的語文從“拼音”帶向了“漢字”。
學習語文時，一直困擾著我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文言文。記得回國後我學的第一篇文言文是“黔驢技窮”。處於回國後新鮮期的我，一切沒學過、沒見過的事件我都想搞個究竟。背誦文言文便是其中之一。經過一晚上廢寢忘食的苦讀，我成功地把《黔驢技窮》從書上移入自己的肚子裡。但隨著課內文言文數量的逐漸增多，和回國後新鮮感的逐漸消失，學習文言文逐漸變成了我的噩夢。拿起古詩詞和文章，我總是不斷問自己：學這東西有什麼用？為什麼能用簡單明白的現代漢語表達的意思硬要用一段既難懂、又複雜的文言文替代呢？
雖然和很多語文老師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我的疑惑和偏執始終沒有因討論而改變過。
鄭老師教人有方，與其回答我這個不容易的問題，不如變換一種策略，由我自行找到答案。鄭老師建議我買一本帶註釋的《孫子兵法》，每週六晚上課時講解一章。鄭老師講《孫子兵法》，如同是在講《鄭子兵法》。他不需要教材或原文，每條兵法和與之關聯的事例全部來源於記憶。有了活生生的事例後，孫子兵法顯得更像一本小說。透過幾周的學習，《孫子兵法》裡的語言也顯得更通俗易懂了。我的問題也在不經意間得到了答案：沒有興趣的東西在學習時會找出一萬個不想學的理由，有了興趣就大不一樣了。
我的雙語家教
鄭老師從未正式地專門的學過英語，卻成為了我回國以後真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