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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一次大改官名，目的是“因時而立號”，“適事以標名”。從而改尚書省為昌臺；左右僕射改為左右相；把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依次改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改門下省為鸞臺、書省為鳳閣；改侍為納言，書令為內史；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加一個右肅政臺。其餘的省、寺、監、率名稱，都按各部門的職權令改名稱，表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史書對武則天的改制成見很深，認為標新立易，亂改一通。而武則天舉例解釋說：“御史是分管官吏風氣的官職，要起到整肅吏治的作用。現在國土之大，州縣官員之多，很難整治。現在把御史臺改為肅政御史臺，增設右肅政臺，就是用以監督地方官的風紀。而舊御史臺不變，專管京的部門和軍隊的風紀。”＇《資治通鑑》，卷o，光宅元年九月。＇這說明武則天的改官員名為的“適事以標名”，而增設官為的是更好的做好國家的工作，只要不是對她有成見，就可以看以她改革的用心了。
武則天代子臨軒，改元光宅時曾寫改元赦，表示自己要勵精圖治的決心。其有語曰：“以社稷之大任，屬荒眇之微躬。欽奉遺言，載深悲懼。遂以茲菲德，開導嗣王。”“惟欲勵精圖治，克己化人。便宗社固北辰之安，區宇致南風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報先恩。”謹表示她身負先帝的遺言和社稷的大任，要用心教育皇嗣，要把重擔子挑好，使社稷穩固，讓百姓有好光景，以此報答先皇的顧眷和委託。只能看到她垂念先帝的慈心、教育好皇嗣的苦心、治好國家的雄心，而並不見她吞併社稷的野心和害國害民的禍心。
正當武則天改元稱制，除舊佈新，準備為大唐江山的鞏固與展、為黎民百姓的安樂與幸福大幹一場時，一場由唐朝勳舊大臣的後代動的叛亂爆。叛亂距廢黜宗李顯、置新群於別殿、宣佈臨軒執政僅僅半年；距離易幟改元和改官名只有十十幾天。對勳舊勢力的可能叛變，武則天是有預料和準備的，但她也沒有料到會生得如此之快。
叛亂生的原因，按傳統史家的說法是“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因而為自保而動。如司馬光的記述：“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其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水從。”於是追尊五代祖考妣，皆為公、王和夫人。又在山西水建五代祠堂，並任用諸武，才激起唐宗室和勳臣後代的叛亂。
這個原因並不成為叛亂的原因，這仍然是“順口而言”，把西漢呂后任用“諸呂”的先例順手加到了武則天的頭上。試問：如果武則天任用的是“諸李”，把李姓宗室孩娃不留，一個個全用上，是否就沒有人說話了呢？這是什麼思想在作怪，還用再多說嗎？當李世民、李治執政時不是把李家的祖宗八代全追封為“皇帝”嗎？李氏兄弟子侄哪個不是王侯呢？史家們感到完全應該。何況，武則天當時也都把李氏宗親全安排到很高的位子上去了，高祖的五個兒子、太宗的兩個兒子都安排在央樞的顯要位子上了。央的三省六部堂官現任宰相、輔大臣全部是原來班子餘下的老臣或新晉的多姓大臣。任用“諸武”是以後的事，是許多頑固大臣、李氏宗室叛她而去，才用上她的幾個侄子為官，而朝的主要官員仍是多姓，始終未出現“諸武用事”的大局（此問題後當論及）。所以，這次叛亂是另有原因的。
具體原因，司馬光接著就敘述出來了。而且行十分簡煉，簡直數語道破：
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zu，z縣名，在陝西省——引者）令敬猷、給事唐之奇、長安縣主薄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栝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黟令。求仁，正倫之侄也。盩厔尉魏思溫嘗為御史，覆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恕望，仍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資治通鑑》，卷o，光宅元年九月。＇
有這段字的記述，這次叛亂的具體原因太明白了。原來是一群犯罪的官員陰謀報復，所進行的作亂。這些齷齪小人因貪贓、受賄、賭博等原因，被貶了官，便湊到一起，先是洩不滿情緒，然後利用形勢變動進行政治投機，便以匡復廬陵王李哲為旗號，“乃謀作亂”。司馬光已經給他們的陰謀活動下了定論：“謀作亂”，即陰謀動叛亂。看來，正統官史對歷史上的叛亂者也是痛恨的。
叛亂禍是被贈爵為太尉、英國公、揚州大都督的李績之孫李敬業。
李績在前已經敘述過了，他是高祖興唐建國後的三代功臣，也為武則天能成為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