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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出新苗。我這個人在童年少年時代，就像“老蔗頭”一樣，歷經劫難卻又頑韌不息。
那個地方就業機會極少，如果不透過讀書走出來的話，便永遠不會有出息。當地人十分保守，所以我只能在心裡默默地戀著一個女孩子，為了得到這個人，我只能去上大學，提高自己的地位。（很遺憾，她最終也沒能成為我的太太。）在當地，能不能考上大學是喝粥與吃飯的分水嶺。如果考不上大學，只能蹲在家裡喝粥，考上了便有米飯吃。為了這個低階的目標，我暗暗發奮。那裡的教育水平極低，我無法指望老師的幫助，只能自己苦苦地準備，前前後後足足考了四次，才進入北大。
在北大讀書時我是自卑的，原因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
在當時極不自信的情況下，我把身體上一個小小的缺陷，看得萬分嚴重。我家鄉醫療條件很差，由於母體奶水的問題，我的眼睛生出許多眼屎，家裡沒有錢治，過了一年我的雙眼變得一隻略大、一隻略小，從此以後怕見生人。心理自卑是因為自己來自山區，到了大城市有一種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覺，自認為知識面、言談舉止、衣著方面都不能與城市學生相比。那時，我很孤獨，又不具備與城市女生交朋友的資格。那種自卑是深深刻在心上的。再加上有一年的英語考試不及格，心裡更加難過。我曾找到一條鐵軌，試圖自殺。
後來我看了秦漢主演的一部電影，叫《汪洋中的一條船》。主人公腿斷之後卻很堅強地熬過來了。這是我從強烈的自卑到積極進取的一個轉折點。再後來，我看了傑克·倫敦的小說《熱愛生命》，它使我從艱苦的逆境中奔著一點光明走過去。
此後，每當我遇到困難，我便對自己重複那句名言：“有利的情況和主動的恢復，產生於再堅持一下之中。”
我畢業後去了白雲山製藥廠。剛到任時工廠分給我的工作是在宣傳科寫黑板報，這對4年正規的中文培訓來說，是一種褻瀆。每逢節慶日，我還要親自扛著大旗搞慶祝才擺脫了苦境，卻又進入了新的苦境，內心十分悲痛，曾幾次想調動。但思來想去還是決定忍下來，並且積極地做好每一項不起眼的工作。不想，這反而使我得到了一步步提升，終於成了一名高階職員。
回首往事，假如當時我真的自殺了，或是吃不下一時的苦而離開了白雲山，那我的今天便不存在了。這使我想到，一定要對自己懷有一個希望，特別是那些真正的苦孩子，希望就是一切。
策劃人語：在剛剛走出校園大門、真正靠近大眾的社群時，你是不是觸到一種堅厚的隔膜？你找到了打破這種隔膜的辦法了嗎？你是否在學校裡便意識到學習與社會實踐需要交融、相互助長？而在工作中，你感到知識不足時又會怎樣？推倒隔牆譚軍（1964年生於黑龍江。198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5年畢業留校任團委宣傳部部長併兼讀國際政治系碩士學位。1989年辭職後輾轉數家企事業單位，3年後領辦奧地利亞奧文化發展公司並任授權董事長兼總經理。1995年後出任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文化開發集團總公司副總裁）：人們常說，影視作品是一種遺憾的藝術，製作完之後再也無法改變，其實人生也是如此。
回首大學時代，我時常感到遺憾：一是荒廢了許多時間，無可挽回；二是與社會的聯絡不夠充分，那時太容易滿足於校園生活了。
不過好在北大9年生活，我一直在團委工作，相比之下，與社會接觸更多一些，這使我闖出校門、投入商海的時候，能夠較為輕鬆地找到校園文化和社會現狀之間的平衡點。
我很幸運有這麼一段漫長的經歷——帶著讀書人的頭腦，頻頻瞥到紛雜的校外世界。這使我堅信一個道理，就是：做一件事，完全圍繞這件事本身去做，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過去人們常說“如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做詩如此，讀書也是如此。如果上大學期間作好融入社會的準備，那麼機遇就會偏愛我們，現實也更容易接納我們。
教育實際上分為兩類，一類是技術性教育，一類是生活教育，而我們中國的教育過於強調前者。當然，技能知識是建功立業和國家中興的根本，但學生僅僅掌握技術是不夠的。成功的人往往是兩種教育共塑而成的，當他走進社會，他的修養、行為規範、做人原則便會先於技術才能，首先受到檢驗。
而技能知識，少年時選擇的又不一定是我們終生固守的。著名的人物傳記作家葉永烈，過去曾編撰了一套《十萬個為什麼》叢書，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但他卻是北大化學系的學生。我在北大讀的是中文和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