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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樣的人”。
這一觀察，起碼在數字統計上有其正確性。在維也納，連年齡跟蓋普相仿的人都很少。一九四三年出生的維也納人不多；事實上，自從一九三八年納粹佔領開始，以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維也納出生率極低。儘管強暴造成數量可觀的嬰孩，但一九五五年——蘇聯佔領結束——之前，想要孩子的維也納人真的不多。維也納被外國人佔領了足足十七年。可想而知，大多數維也納人都認為，這十七年不是生小孩的好時機。蓋普體會到，十八歲的年紀使他在這座城市裡與眾不同。這當然加速他成熟，這想必也使他愈來愈覺得，維也納毋寧是個“儲存一座死去城市的博物館”——他給海倫的信上寫著——而不是一座仍然活著的城市。
蓋普的觀察並沒有批評的意味。他喜歡在博物館裡晃盪。“更真實的城市未必這麼適合我，”他後來寫道，“但維也納已邁入死亡階段，它動也不動地躺著，讓我看個清楚，回頭想想，再看一遍。活生生的城市裡，我絕不可能看到那麼多。活生生的城市靜止不下來。”
於是蓋普趁著溫暖的季節觀看維也納，寫信給海倫，替母親料理日常事務。珍妮在他選擇的孤獨生活中又加入了寫作的寂寥。“我的作家母親，”蓋普寫給海倫的無數封信裡，經常調侃母親。但他妒忌珍妮，因為她不停地在寫。他覺得被自己的故事卡住了。他發覺，不論他為這虛構的家庭安排多少次冒險，都理不出一個目標。再去一家甜點做得太蹩腳，以致一輩子都不可能達到甲級標準的乙級餐廳；或一家因為接待大廳裡的黴味久久不消，必須從乙級降為丙級的旅館？也許督察員的家人在甲級餐廳裡食物中毒，但這有什麼意義？寄宿舍裡可能藏著瘋子，甚至罪犯，但他們如何影響事情的輪廓？
（）
蓋普知道他的小說還沒有輪廓可言。
他在火車站遇見一個剛下車的四人馬戲班——來自匈牙利或保加利亞。他試著設想他們在自己的小說裡。有一頭會騎摩托車、在停車場不停繞圈圈的熊。一小群人圍攏來，倒立走路的男人，腳底板託著一個罐子來為熊的表演收錢；他有時會摔倒，但熊也一樣。
表演了一會兒，摩托車發不動了，其他兩個馬戲班成員的拿手好戲是什麼，沒人知道；他們正想接替熊和豎蜻蜓的男人上場時，警察就來了，要求他們填一大堆表格。這沒什麼看頭，群眾——就那麼幾個人——也散了。蓋普待得最久，不是因為他想看這個不成氣候的馬戲班接下來的演出，而是因為他想把他們寫進小說裡。他想不出該怎麼做。離開火車站時，他聽見熊在嘔吐。
一連好幾個星期，蓋普的小說唯一的進展就是題目：《奧地利觀光局》。他不喜歡這題目。他暫且丟下寫作，回去做他的觀光客。
但天氣逐漸變冷，蓋普對觀光也膩了；他開始吹毛求疵，抱怨海倫回信不夠多——這顯示他信寫得太多了。她比他忙得多；她進了大學，而且獲准跳級大二，她的課程負荷是正常的兩倍以上。如果年輕時代的海倫跟蓋普有任何相似之處，就在於他們都好像急急忙忙要趕到什麼地方去。“別去煩可憐的海倫。”珍妮勸他，“我還以為你除了寫信，還要寫別的東西。”但蓋普不喜歡在同一棟公寓裡跟母親競爭。她打起字來不假思索；蓋普暗忖，他的作家事業還沒開始，恐怕就要斷送在這穩定的打字機敲擊聲裡。“我母親對修訂的沉默一無所知。”蓋普有次說。
十一月間，珍妮完成了六百頁的打字稿，但她仍覺得一切都還沒有真正開始。蓋普沒有可以讓他這樣文思泉湧的題材。他這才知道，想象比回憶難。
他的“突破”（他在給海倫的信上用這個字眼）出現在一個寒冷的降雪天，地點是維也納市史博物館。這座博物館離許文德巷沒幾步路；正因為知道隨時可以走過去，他偏就漏看了。珍妮跟他提過這地方。這是她絕無僅有到過的兩三個地方之一，因為它就在卡爾廣場對面，在她所謂的“附近”範圍之內。
5馬可·奧勒留在這城去世（4）
她提到館內有間作家工作室；她忘了是誰的。她覺得在博物館設一間作家工作室，是個有趣的點子。
“作家工作室嗎，媽媽？”蓋普問。
“是啊，一整個房間。”珍妮道，“他們陳列了那位作家所有的傢俱，甚至可能包括牆壁和地板。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做的。”
“我好奇他們幹嘛要這麼做？”蓋普道，“整個房間都在博物館裡嗎？”
“是啊，我想那是間臥室，”珍妮道，“但也是作家實際寫作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