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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答案的問題
我所遇見的每個人都會問我這樣一個問題：為何來中國？他們總是提出同樣的問題，似乎我的這個舉動有悖常理，抑或是出於某種特殊的緣由。時至今日，他們仍舊是不厭其煩地向我提出這個問題。而事實是，我確實無法回答。因此，我就編造一些答案，來應付這些提問者。
在學生時代，我當過導遊，接待美國遊客來中國旅遊。他們總是問我：為何要來中國。我告訴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於是，他們就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替我自己作了一個回答，說什麼“我肯定是傳教士的孩子”。我說父母不是傳教士，他們卻偏不相信。過了一會兒，我只好對他們說我是傳教士的孩子。
後來，我做了律師、商務顧問、作家、諮詢師、評論家，於是，凡是同中國息息相關的事，大家都來徵求我的意見。在對所有這些發表了評論、接受了媒體採訪、開完了董事局會議以及和那些每年都來考察中國的CEO們見面之後，這個問題總是又一次擺在我的面前：你為什麼來中國？
我依然無法回答。但他們卻堅持認為：一定有答案。任何一件事都必定有答案，否則市場經濟就會垮臺。如果沒有答案的話，我們就無法出售那些提供直接答案的書籍以及為解決各種問題而研製的產品。諸多有關宗教的書籍、音像製品以及多媒體產品，這些東西都是你所需要的答案，只不過這些答案需要你花錢來購買，要使用信用卡或者透過網際網路來支付——因為網際網路是如此的方便快捷。因此，不要告訴我沒有答案，一定有答案的，而且答案必定是白紙黑字、一目瞭然、易於闡釋，還要利於包裝，能授予專賣權並分發給所有正在對同一個問題尋找答案的人。
不得已，我杜撰了一個答案。我對他們說，我1981年到中國，完全是受了埃德加？斯諾和韓素音的啟發和鼓舞，來尋找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只不過我找到的卻是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那時，當我發現每個中國人都在忙著賺大錢以致不再提及毛澤東的時候，我就留在了這裡。這個回答總是屢試不爽，讓人欣然接受，儘管那些聽到這個答案的人心裡會認為我一定是為了賺錢才留在中國，但這個回答聽起來合情合理而且容易被接受，因而也就變成了一個固定答案。可實際上，我並沒有答案。
時至今日，我仍舊沒有答案。現在我對中國已經感到厭倦了，因為我對她已經頗為了解了，每個人都在忙著掙錢、想錢、談錢，純粹為了銀行賬戶上的數字而活著，他們現在似乎被金錢崇拜折磨得苦不堪言。為獲取金錢，人人都在經商並且樂此不疲，買空賣空，進而獲得更多的金錢。今非昔比，中國已經不再是22年前我初來乍到時的那個樣子了，而我也並非為了要看這種情況才來中國的。
如今，北京已不再是原來的北京。先前綠樹成蔭的街道已經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有水泥路面。古老的大片四合院幾乎也蕩然無存了，取而代之的是鋼筋水泥的高樓大廈。除去擁堵的交通和水泥建築之外，似乎一無所有了。而市政府居然還以這些鋼筋水泥的建築而頗感自豪，因為這看起來像美國，於是乎他們就不斷地在這些水泥上加蓋更多的水泥建築，不遺餘力地使這座城市看起來更像美國。
人人都打電話向我討教如何在中國大賺一把。據我猜測：歐美的生意人已經發現他們可以向中國出口水泥。我的電話成天地響個不停，丁零零，丁零零……有時候，這些給我打電話的商人對我沒有查閱他們發來的電子郵件而感到頗為不爽。他們總是期待著我一直守候在電腦前等待接收他們給我發來的郵件，彷彿我的生命就應該被鑲嵌進一部電子裝置裡一樣。我自己寧可率性而為，不用等待什麼。因此，我告訴他們不要總是沒完沒了地給我發郵件，因為我不會為了等待他們的郵件而守候在計算機旁，我不願讓自己的生命在無休止的檢視、期待以及回覆郵件中磨光耗盡。我不大能夠相信生命會被壓縮，進而淪落為一條簡單的數字化的電子資訊，而這些資訊往往錯誤百出，有時甚至連拼寫都不正確。
於是，他們轉而採取了打電話的方式，而我的手機就一刻也不得安寧，一直鈴聲不斷，這吵鬧的手機鈴聲令我心煩意亂，喋喋不休的通話使我長期陷於莫大的壓力之中。為了應對這種情況，我把我的手機號公佈於眾，而後就關掉手機，接著又更換了新的號碼。儘管如此，這一問題依然沒能得到解決。
從那時起，我就開始質問自己：“我到底在這兒做什麼？我究竟為什麼要來中國？”不久之後，我做了一個夢，在廣袤無垠的西藏草原上，成群結隊的西藏野馬（雪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