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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人都說還沒有準備好，不能輕易進軍，這下更激怒了曹操。曹操說道：“要是等你們訓練好了，我的人頭可能就被你們獻給周郎了。”說畢，令人將這兩個人推出去斬首了。
等到部下把這兩個人的首級獻上來時，曹操才突然想到可能是中了周瑜的計了，但人頭落地不可能再安上，仗沒有打，曹營就先折了兩員水軍大將。
這個計謀之所以能夠得逞，一是因為蔡瑁與張允並不是曹操營壘中始終跟著曹操的親信，而是降將；二是因為這兩人品性不好，曹操對他們本來就不信任，只是因為要訓練水軍才勉強使用他們的，所以一怒之下就下了狠招。
本來在劉表的轄下，有馬軍五萬人，步軍十五萬人，水軍八萬人，船隻七千餘艘，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力量。劉琮投降，一下子使曹操增勢不小。但由於殺掉了蔡瑁與張允，不僅沒有了水軍頭領，也使原來蔡瑁、張允的手下想到曹操的反覆無常就心驚肉跳。再加上曹操殺掉了劉琮和蔡夫人，更覺得投降了曹操並沒有好下場，因此軍心渙散，喪失了戰鬥力。我們無法估計這讓曹操的實力銳減了多少，起碼可以說是減少了不少個“數”，尤其是水軍的力量，而這場戰爭，主要是靠水軍來打的。蔡瑁、張允的被殺與水軍力量的損失（包括沒有訓練好），是這次赤壁之戰曹軍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等待著那個階段的來臨（1）
我們知道，一年四季中，冬至是寒冷與陰氣的極點，現在假定用最高的六個陰來代表；夏至是炎熱與陽氣的極點，用六個陽來表示；而春分則是三陰與三陽；秋分也是三陰與三陽。當然這兩個點有其相似之處，也有其不同的地方。同是三陰、三陽，春分是處於陽氣上升、陰氣下降的過程中，而秋分是處於陰氣上升、陽氣下降的過程中。
做完了這個假設之後，我們就可以用數字化的過程來描述一年四季的變化了。
現在假設從這一年的冬至走到下一年的冬至，即地球繞著太陽走一圈，也就是一年的全過程。那就是陽氣從全無（實際上不能說全無，還有那麼一丁點）的那一天開始成長，長到了三個陽（到了春分），再長到六個陽（夏至），然後陽氣下降，陰氣上升，陰氣從夏至那天的零長到了三，就到達秋分這一天，當地球再轉到冬至這一天時，陽氣就完全降到了零，陰氣就成了六的數字了。
宇宙中的許多事物，一些集團與黨派甚至包括我們個人，都在經歷著這樣一個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存在著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最後代替了另一個方面而佔據了統治地位；然後對立面又成長起來了，從小到大，由弱到強，再進行第二次否定。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對立統一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和從量變到質變規律的一個運轉過程。
我們說，當一個新生事物只有“１”，而舊事物卻有著“６”的力量時，它們之間的鬥爭，是新生事物不斷躲避舊事物的攻擊，或是進行有限的抗爭，新生事物的最重要任務是宣傳自己，成長自己，以便“快快長大”。在這樣的過程中，只有區域性的鬥爭（或戰爭）發生，但絕不能進行決定命運的大決戰。大決戰必須是新生事物的力量成長到與舊事物力量相當的時候才能進行。再拿上面的四季打比方，大決戰只能在春分與秋分這兩個時段才能進行，而絕不能在冬至或夏至。
劉備與曹操的力量比，在赤壁之戰之前，就是如此。劉備是弱小的“新生力量”；曹操是強大的“舊勢力”，劉備與曹操相比，簡直是寒星對皓月，不在一個層次上。
所以，從弱小到能夠與強大的勢力決戰，這整個的過程都是一個準備的過程，也是團結力量的過程，即把自己１的力量努力新增到２、３、４、５、６的過程。
劉備聯合了孫權，是力量的一次遞增；周瑜用離間計殺掉了敵營中的蔡瑁、張允，也是一次力量的遞增；在長江上進行一次摸底性戰鬥，稍稍挫了一下曹操的銳氣，也是一次力量的遞增；諸葛亮的“草船借箭”、“借東風”，同樣是力量的遞增。這樣，在兩軍對峙到大戰爆發之前的整個過程中，孫、劉兩家的力量在不斷增加，曹操的力量在不斷削弱，一旦周瑜與諸葛亮認為這個仗“可以打了”，那其實就是估量了自己的力量可以達到與對手平起平坐，可以同對手較量的時候了。
自然，我們這裡所指的力量的對比，不僅僅是指軍隊的數量，還指軍隊計程車氣、戰術水平、裝備、糧草的準備等多方面的因素，還有就是能否借某種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關於這一點，我們待後再講）。當這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