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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做這些工作是遠遠不夠的，既來這個時代，就要考慮17世紀中國的國情，這個國情便是士紳掌握輿論權，或者說讀書人掌握話語權。
香山縣的教化儘管是廣州府縣首屈一指的，但是並不代表普通百姓有很高的識字率。中國千年以來的傳統，文字和話語解釋權都掌握在讀書人手中，而又以讀書人中的成功者為主。這個成功者便是指那些考有功名的讀書人，換句話說便是士紳。
周士相不得不承認，在官面擁有特權，在鄉間又佔絕對主導地位計程車紳基本代表了百姓，他們說一句話能趕上官府說一百句。現在太平軍成了主導香山的官府，那麼想要讓普通百姓接受太平軍宣傳的道理，就必須獲得當地士紳的幫助。
可惜，一個多月來，除了良字都投降的鹽巡使郭紹，香山境內還沒有一個讀書人主動前來投靠太平軍，更別提組織鄉民參加太平軍了。
造成這個現狀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太平軍在香山的根基太淺，又處於廣州清軍的直面威脅之下，本地計程車紳對於太平軍的前景並不看好。而敢於反抗清軍的讀書人又早在清軍進入廣東時便揭杆而起了，典型的就是張家玉、陳子壯等人。
做為香山反清的中堅力量，張家玉等人的抗清固然給了清軍以一定打擊，但同樣也將香山地區心向南明的讀書人盡數葬送在清軍屠刀之下。逃過清軍捕殺的也不敢再回香山，多是往雲貴追隨永曆朝廷去了。
因此，香山地區剩下的讀書人要麼是向滿清搖尾乞歡的軟骨頭，要麼就是因為畏懼清軍屠刀卻又想儲存心底所謂道德底線不願出仕清官而避居鄉間的所謂山野中立派。
這種躲在鄉間以明朝遺民自居的讀書人對當地百姓的影響比那些投降清廷當漢奸的讀書人還要壞，因為他們對當地輿論的掌控和在鄉野的主導權，使得當地百姓變得和他們一樣麻木。使得明軍在當地無法立足，而清軍來後他們又逆來順受。彼消此漲之下，香山地區的明軍自然無法長久。
應了後世偉人那句話。路線錯了，知識越多就越反動。不論是主動當漢奸還是當睜眼瞎子掩耳盜鈴。香山地區計程車紳本質上都是隻求保自身利益，不顧民族和國家危亡的投機分子。聖人教誨在他們嘴中只是粉飾自己可恥行為的工具而矣。
對於這樣的讀書人，周士相是絕對不要的。可太平軍中的知識分子又太少，鳳毛麟角，所以他又需要有讀書人站出來幫助他。這就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事情。
香山境內十大坊都，除鐵毅在永樂、長寧等地對當地士紳進行了清洗外，其餘地方的太平軍對當地士紳採取的態度還算溫和，一來是因為周士相有過指示。二來也是因為由普通百姓參加的太平軍對讀書人還是持尊重態度的。就好比周士相這個秀才在新會城裡同樣被街坊鄰居尊敬而羨慕，古往今來，讀書人懂大道理還是很深入人心的。
孟大元、劉國道這兩個崇禎年間的進士在太平軍到來前就跑了，同他們一塊跑的還有一大幫子舉人老爺，現在尚留在香山又躲過太平軍清洗的舉人老爺還有十幾個，秀才也有幾十個。
這些舉人老爺在當地都是有家有產的，一個個基本上都是大地主，而秀才的家境要比他們差得多，大多數家境比普通人家也好不了哪裡去。對於這些有家產又沒有跑，同時也沒有充當過清軍幫兇的舉人老爺。周士相的態度是暫時不動他們，但卻要剝奪他們在當地的話語權。而那些秀才們，周士相則是讓廖瑞祥這個知縣老爺和他們接觸。希望能夠說服他們出來替太平軍做事。
周士相給廖瑞祥的指示主要有三點，第一，一定要爭取這些秀才出來替太平軍做事；第二，讓他們做事卻不能給他們主導權；第三，必須馬上重建新會縣學，同時在各坊都建鄉學，為太平軍培養屬於自己的讀書人。
廖瑞祥不解，讓秀才們替太平軍做事他是理解的，沒有讀書人的幫助。他這新會知縣也頗是有些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可什麼叫讓秀才做事卻又不給主導權？
對此。周士相用了一個很不恰當的形容，他說。牛耕地的時候是不是要讓牛按照主人的指示耕種，而不是按照牛自己的意思卻亂拉犁吧。
廖瑞祥理解了這句話，但感到十分的彆扭，作為讀書人中的一員，他對周士相將秀才比作牛有些不滿。
“我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事情也不定符合那幫讀書人的利益，或者說不入他們的法眼，但眼下咱們沒有足夠的人手去做事，因此必須要藉助這些秀才們，但如何才能讓秀才們給咱們做事時不安壞心眼，不把好事辦成壞事？這關鍵就得咱們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