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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運動，爭取參政權利。這一運動以“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的成立為其標誌。該會提出以下9項政綱：1、男女平權之實現；2、女子教育之普及；3、家庭女性地位的向上；4、一夫一婦主義之實行；5、自由結婚之實行與無故離婚之禁止；6、女性職業之勵行；7、蓄妾及女性買賣之禁止；8、女性政治地位之確立；9、公娼制度之改良。這個時期最著名的女性運動領袖是秋瑾，她提出了在當時看最完備的女性解放思想，其要點有以下五個方面：第一，要求實現男女平等；第二，要求婚姻自由；第三，反對女子纏足；第四，提倡女學和主張女性經濟自主；第五，主張女性走向社會，參與國事。（沈智，1991年） 1912年，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南京成立，由上海女子參政同志會、女子後援會、尚武會、湖南女國民會等聯合而成；同年，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亦宣告成立。 1912年，袁世凱政府規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為男子獨享；袁政府教育司長史寶安聲稱：“女子參政不適合女子生理及本國國情，女子以生育為其唯一天職”；袁世凱還曾懸賞萬元通緝女性運動的領袖人物唐群英、張漢英等。（馬庚存，1991年） 這一史實反映出當時女性運動的高漲和運動阻力的強大。 中國革命中，一批女性領導人除了一般的革命目標外，還提出了女性解放的獨特目標。1913年，宋慶齡發表了《現代中國女性》一文，指出：“中國必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發達的國家，而其女性將與男子並駕齊驅。”1924年11月，宋慶齡在日本神戶縣立女子高等學校做了關於女性運動的講演，她說：“女性地位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尺度。我希望中國和日本的女性，爭取實現那個人類不為動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導的日子。”從她對理性的強調，可以看出她當時的思想接近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隨後發表的關於女性的論述中，她越來越傾向於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即把女性的解放同階級鬥爭、革命聯絡在一起。例如她指出：“女性是國民一分子，女性解放運動是中國國民革命一部分，所以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女性應當參加國民革命，為求女性自身的自由平等，女性也應當參加國民革命。”她又將女性運動同階級鬥爭的關係闡釋如下：“我們不但應當反對男子壓迫女子的舉動，我們並且應當反對女子壓迫女子的舉動，我們假使一方面反對男子的壓迫，一方面憑藉特殊的地位欺凌我們同類的貧苦女性，這種矛盾的舉動，只有使女性的地位愈加墮落。因此，女性要求平等，應當先以平等待同類，打破富貴貧賤的階級界限。”（轉引自程紹珍，1991年） 4、革命中的女性問題 在中國和蘇聯革命中，女性問題從來都是同階級問題一起被提起的，女性解放一向被認為是階級解放的一部分。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職業革命家當中，倍倍爾是對女性問題發表過重要意見的人物。他出版了《社會主義和女性》一書。這部出版於1878年的著作被認為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影響更大，對女性運動的影響更為直接，雖然後者被視為馬克思主義對女性問題的經典之作。與恩格斯相同的一點是，倍倍爾也認為，女性的受壓迫狀況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只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才能最終結束這一壓迫。到那時，家務勞動和子女的撫養將成為集體的事。倍倍爾認為，沒有性別的社會獨立與平等，就沒有人類的解放。既然歷史上男性對女性的奴役是與私有制同時發生的，那麼女性的完全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實現也只有在一群人統治另一群人——資本家統治工人——的社會消亡時，才能最終實現。他比恩格斯更深入一步地提出了非經濟因素性質的壓迫，其中包括性道德上的男女雙重標準，傳統女性服飾的禁錮人的作用等等。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從母系繼承轉變為父系繼承是女性的最大失敗，而女性體力上的弱小是她們喪失權力的主要原因；倍倍爾在這一因素之外又加上了生理因素——女性的生育功能。    
一、 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一次浪潮（5）
克拉拉·蔡特金是重視女性問題的另一位革命領袖人物，她認為，女性的解放是工人階級歷史使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女性的解放同全人類的解放一樣，最終將是勞動從資本中解放出來的事業；她擔任書記的共產國際女性書記處的任務就是要吸引勞動女性參加革命的階級鬥爭。蔡特金是“三八國際勞動女性節”的倡導者。她認為，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女性和她們的丈夫一樣受資本的剝削，所以，無產階級女性所反對的不應當是本階級的男子，而應當與他們一起共同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