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美與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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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美與不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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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關於美學討論的文章發表不到半年，“反右”運動就開始了。不過我比較幸運，“反右”還沒有開始，我就離開北京跟我們所裡一些人到敦煌去考察壁畫去了。當時敦煌的洞窟可以隨便進，還不像現在管理得這麼嚴格。當時常書鴻就在那裡，不過我們沒有什麼接觸。我的個性是不大跟人接觸，尤其不會主動和人去接觸，別人來找我，我也不會拒絕，但是我從來不主動去找別人，包括錢學森來看過我，我卻從來沒有去看過他。我從敦煌回到北京的時候，“反右”的高潮已經過去了。所裡倒是也曾經調查我，問我在路上說過什麼話。不過當時所裡的右派比例已經超過了一般單位的右派比例，所以有人說我成了一個“漏網右派”，像當時我們所的賀麟，也是“漏網”的。

1957年12月，我和所裡幾十個人被下放到太行山區的元氏縣去勞動，這些人大多數是右派。當時我在所裡還算是業務尖子，本來可以不去的，但是因為我是“漏網右派”，所以也要下去改造思想。在那裡主要就是勞動，連洗衣服的時間都緊張。而且又趕上1958年大躍進，整天都在幹活兒。當時我記得經常搞“夜戰”，“夜戰”的時候，兩三點鐘就要起來，帶上一張油布，那時沒有塑膠布。走到地裡，把油布鋪在地上睡覺，睡到天亮的時候起來幹活，現在想起來很可笑。當時是講“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所裡的人分成幾撥，住在老鄉的家裡，吃“派飯”，今天在這個老鄉家吃，明天到那個老鄉家裡去吃。當時我正當年，肩上要擔一百多斤的擔子，所以每天都覺得很累。過年的時候，有家的人可以回北京過年，而我們那些單身漢則不讓回來，雖然元氏離北京很近，但是就不能回來。

這次下放回來，緊接著又是下放。這次是在1960年，到山東。如果說第一次下放最深的印象是“累”，那麼這一次就是“餓”了。每天只能吃到四個白薯，沒有別的東西吃，餓得很厲害，全身都開始浮腫。當時老鄉還有自留地，我們則是什麼都沒有。

我的生命中還有兩次“四清”。“四清”和下放不同，下放主要是勞動，下放的人在別人看來都是犯了錯誤的，勞動是對你錯誤的懲罰。“四清”則不一樣，下去“四清”的算是幹部，下去清查地方幹部的“四不清”。前後兩次“四清”，大概也是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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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在北京。當時有些人很狂熱地捲了進去，我算是個“逍遙派”，看法雖然也有一些，但是沒介入那些紛爭。不過機關跟學校有很大不同，因為都是成年人，所以不像學校鬧得那麼厲害，雖然兩派之間爭得也很厲害。我們所裡當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操縱整個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因為哲學所造反派的頭兒和中央文革小組有直接聯絡，別的地方的造反派都是年輕人，我們所裡的則都是老革命，跟康生有直接聯絡。我們所所謂的造反派其實也不過是跟中央文革小組有聯絡而已，在別的單位基本上算不上是真正的造反派，所以也引起真正造反派的不滿，就來造他們的反。當時很多人被揪鬥了出來，像張聞天、何其芳等人。

我那時候已經結婚了，就儘可能的不去所裡。但是有時候有事還是要去一次，平時就開個病假條，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也不到所裡去，就在家裡看看書。1970年，我們所集體下放到河南信陽，兩百多個人住在一個大房子裡，這就是“五七幹校”的生活了。一開始的時候也是住在老鄉家裡，土房子，沒有窗子，白天都是黑的，下雨的時候到處都是泥。白天到很遠的荒地去幹活，這樣幹了幾個月，就開始自己蓋房子，自己做坯、燒磚。但是也沒有多久，又搬到了別的地方，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兩百個人住在一起的大房子。我們之中年紀大的有六十多歲的，年紀輕的有十七八歲的，晚上打起呼嚕來此呼彼應。那時候，我們每天的主要活動還是勞動，不過勞動之外多了開會，還要抓“五·一六”分子。

李澤厚：穿越美與不美（3）

不過在那裡，也還有一些學習的機會，因為總不能時時刻刻地開會搞運動，所以每天還有一段自學時間。在那段時間裡，我把講馬克思理論的書擺在上面，在底下則偷偷地看康德。當時去幹校的時候，每個人都有一個統一的箱子，可以放衣服什麼的，我則把我最喜歡的和自己覺得最值得讀的書放到箱子裡帶到了那裡。跟1958年的“四清”比起來，幹校的生活似乎沒有那麼飢餓，伙食相對也要好一些，不過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在農民家中和農民同吃的時候，蒼蠅經常跑到用白薯做的麵條裡面。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