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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秋天的我毅然決定不能再在公交車上傻等下去了，要趕緊尋找出路。
那一天，面臨岔路口，我有三個選擇。一是待路通後繼續乘公交車往南到舅舅家，但我已經說了我不想等，因為我不願浪費時間；二是掉頭往北返回北大，只當白跑了這十幾公里路，但我不想半途而廢；三是往東拐，鑽過幾條衚衕再尋機往南，這樣可以繞過堵車的路段。於是，既不願浪費時間又不想半途而廢的我，既被動又主動地選擇了往東。然而，當我下了公交車往東鑽過幾條衚衕再往南望時，卻發現南邊的道路似乎依然堵塞著。我只好繼續往東，繼續鑽衚衕。鑽來鑽去，猛一抬頭，已到了故宮高高的紅牆下。
那一天，為躲堵車，我買了一張紫禁城的門票。故宮裡秋高氣爽，靜謐安寧，令我心曠神怡，方才的急躁情緒一掃而光。我知道舅舅舅母在等我吃午飯，可當時兩頭都沒有電話，無法聯絡，我想我還是既來之則安之，安下心來好好逛逛這古老的宮殿庭院吧。
那一天，我真正認識了故宮，認識了豐富悠久的中華文明。此前也去過幾趟故宮，但注意的不外這幾樣：其一，寧壽宮後面的珍妃井，體現封建統治者的殘惡；其二，隆宗門匾額上的箭頭，體現農民起義的威力；其三，乾清門前被刮掉鎏金的銅缸，體現外國侵略者的貪婪。而直到那一天，我才有機會細細地品味故宮，品味它的每一座建築，每一件文物，並將它們精心地鑲嵌在我的記憶裡。除了大家熟悉的珍寶館、鐘錶館，我還有幸參觀了故宮博物院為慶祝建國三十五週年而舉辦的大型文物展，五光十色、琳琅滿目的國寶令我賞心悅目，使我受益匪淺。我忘情地陶醉在那遠離喧囂的高雅文明中，不知不覺天色已漸黃昏。此後，我又連續多次專程進故宮賞寶，每次揣個麵包夾瓶水，一看就是一整天。
那一天，我改變了一個觀念，完全摒棄了過去那種（至今也還有人這樣做）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的讀書治學方法，特別注意文物在讀書治學中的重要作用，由此而更加廣泛而深入地觀察生活，瞭解社會，印證歷史，體會人生。1998年秋天，在全社會收藏熱的推動下，我供職的報紙要創辦“收藏”版，許多編輯都躍躍欲試，競爭十分激烈。我本來不是搞文物專業的，但陡然回想起1984年那個秋天我拐來拐去拐進故宮的情形，覺得不妨借編“收藏”版調動和發揮一下自己多年來在文物方面的知識積累，所幸如願以償。時至今日，不僅這塊“收藏”版我已編了整整十年，吸引了眾多的讀者，而且我還出版了十來種與文物收藏相關的專著，得到社會好評，這也算是人生的一點點收穫吧。
那一天，我遇到了一個岔路口，拐進了一片新天地。
（2008年4月1日《天津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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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英：誰把霜撲醉
“曉來誰把霜撲醉，總是離人淚。”——這詞句簡直似乎專為我寫的。我和北京香山紅葉，有著前世今生的孽緣。
1980年秋，趙丹在北京醫院患癌症已瀕危，卻還念念不忘催促我和孩子們去香山看紅葉，他已連話也說不清，氣也喘不勻，還囑咐：“……紅葉……紅葉……”我說：“我們會去的，等路上不堵車了去，快快樂樂地去。你放心。”——這是我對孩兒爸的承諾。7月15日他從上海急救送北京醫院時就說：“這回可能趕上去香山看紅葉了。腳踩在凋落滿地的殘葉上感覺真讓人深思難忘。”平常人看枝頭紅葉，他卻欣賞遍地殘枝。
10月10日夜未央，趙丹像一片紅葉離開枝頭，去了。由於10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文章，招惹高層的批評。難得的特殊的身後哀榮為他隆重送葬，喪事在複雜的境界中辦完。我對身後的三個孩子橘、佐、勁說：“咱們去香山散散心，讓你爸爸放心吧。把堂弟黃河清也叫著，拍些照片給你爸爸燒去。”
已經11月下旬，上山看紅葉的熱潮已漸息漸冷。我們換上初冬的旅遊裝，戴上花格子圍巾上山了，有說有笑，還蒙起我眼睛玩捉迷藏。若不是胳膊上還纏著黑紗籠，誰想到這是些剛剛死了親人的孀婦和孤兒呢。我對孩子說咱們趕早回程吧，遊人是小撥來大撥回，晚些人多會找不到計程車的。有條件坐出租，卻不得不擠公共汽車，把遊興都擠掉了。連小勁都二十歲了。他們陪著“肥老胖”（“*”後阿丹給我起的綽號）媽媽玩了半日，小腦子裡又想些什麼呢？
歸途中，有些倦了，坐舒服了閉上眼，眼裡還是滿山紅葉——那是1943年的紅葉，我十八歲，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