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更多’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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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防治艾滋病這個領域。

高耀潔：要說後悔，站在我個人立場上應該後悔；要說不後悔，站到大眾立場上，我應該還要前進。

子墨：為什麼站在個人立場上，您會說後悔呢？

高耀潔：太痛苦了。

在老伴去世後的一次採訪中，高耀潔曾說：“我現在天天準備著死亡，怎麼樣死我不知道。我準備自殺，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說真話。我希望官員們能回頭去做點實際工作，我是永遠不相信他們的。”這幾年，她陸續將自己的出版物整理出來，分別送往各地的圖書館。她一連編寫了五本書，其中《鮮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眾讀本》《一萬封信》和《中國艾滋病調查》三本已出，《十年防艾路》和《艾滋殤》雖然已交付出版社，卻又在某種壓力之下出版不了。

2008年，高耀潔在境外出版的一本回憶錄中說：“寫出十幾年來我因揭露‘艾滋血禍真相’的遭遇，是為了讓這起世界罕見的公共衛生災難能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從而為那些被視為‘草芥’的艾滋病受難者爭得一線公正和安慰。年逾八十的我，怕是看不到這場‘血禍’的盡頭了，但作為一個見證人，我要給歷史留下自己的證詞。”

子墨：您想過嗎，如果沒有您的參與，今天中國防治艾滋病的工作會是什麼樣子？

第11節：艾滋病醫生（1）

高耀潔：沒有我的參與，起碼河南不會這麼“倒黴”。現在一提到艾滋病，先提河南。

子墨：您想過放棄嗎？

高耀潔：想過，有時候病人來，找我一哭，我又不想放棄了。放棄以後，誰來替他們說話呀。

子墨：這些年給出去的錢有多少？

高耀潔：沒算過。但我寄出的錢有數，專門記在一個本子上，有幾萬塊錢。

子墨：花這麼多時間，還要貼錢，您會覺得這是負擔嗎？

高耀潔：肯定是個負擔。我現在沒有這個力量了，獎金花完了，老頭兒又不在了，等於我的經濟收入去掉了一半。幸虧兒子還給我買點菜，閨女給我買點饅頭啥的。我自己一個人，生活上不能像過去那麼活躍了。

點評

採訪高耀潔是趁她來北京開會的間隙。無論是談到艾滋病還是談到艾滋孤兒，老人的精神都特別矍鑠。實際上那幾天她的身體並不是太好，她說來北京開會太匆忙，忘記了帶藥。而到了北京，她又捨不得花錢再去買藥。聽到這句話，大概很多人想不到，這些年來，老人在艾滋病的宣傳和預防工作方面，已經花費了將近100萬元。這位中國的“德蘭修女”無意之間的一點感嘆也讓人久久不能平靜。

艾滋病醫生張可

他是大城市裡的主治醫師，十年來，不斷前往艾滋病最嚴重的農村地區。他直言艾滋病真相，卻屢遭質疑和壓力。

從1996年河南爆發大規模艾滋病疫情開始，就有一些醫生投入到這場艱苦的戰鬥中，他們和艾滋病人一樣不被社會理解，不被政府支援，甚至還要面臨某些地方政府的阻撓和威脅。可以說，那段歲月之於艾滋病人和他們的救治醫生而言是黑暗和無助的。然而，正是因為這些醫生的不懈努力，心懷大愛，堅守醫道，終使艾滋病剝除了道德外衣，讓社會和民眾逐漸弄清了艾滋病的由來，最終迫使政府直面危險，並採取挽救措施，防止艾滋病在中國的大面積擴散。

張可，北京佑安醫院傳染病主治醫師，艾滋病防治專家。1999年8月的一天，一個農民模樣的人來到醫院找他看艾滋病，這讓他非常驚訝。他第一次瞭解到，在中國某些農村地區，居然有眾多的艾滋病患者。從那時起，張可與艾滋病結下了不解之緣。此後，他開始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無數次前往艾滋病村義務治病，到現在已逾十個年頭了。

第12節：艾滋病醫生（2）

子墨：這些年您跑過多少個艾滋村？

張可：記不清楚了，幾百個都不止，80％以上我都去過。

子墨：這些年來艾滋村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張可：最大變化是病人的情緒比較穩定了。以前由於病人對病情不瞭解，政府也沒有救助，所以普遍很恐慌。透過這幾年的救助政策，病人獲得了一些治療，對艾滋病也有了瞭解，情緒要比以前安定多了。目前整個的情況算是比較穩定。

2004年中國政府出臺了針對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關懷”政策，即：國家實施艾滋病自願免費血液初篩檢測；對農民和城鎮經濟困難人群中的艾滋病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