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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生在什麼樣的人家，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裡，對一個人的一生所起到的作用，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經過奮鬥而突破命運之圈的人，當然也有不少，農村的孩子經過奮鬥，十餘年寒窗苦讀，透過考試，又在大城市裡苦苦拼搏，終於在大城市中安了個家，終於可以坐在麥當勞裡吃著漢堡，透過玻璃悠閒地看著窗外的車水馬龍。但更多的人，奮鬥了一生，還沒有達到權貴富豪子弟的起點。生在什麼地方，不僅自己無法決定，即使是現代最先進的科學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在那個時刻出生的那個人會是你，為什麼你沒有生在美國或者非洲。佛教中有一個比喻很形象，一棵樹上開了許多花，花落的時候，有的落在了廁所裡，有的落到了水裡，有的落到了庭院裡，這都是花無法自己決定的，而這無法自己決定的結果，也就是它們的命運。人的生命也應該是如此，自然而然地就出生了，生在何處，是自己無法決定的。
無論我們怎麼稱呼“命運”，叫“偶然”也罷，叫“必然”也罷，叫環境影響論也行，我們都不得不承認，有很多東西是個體無法理解、無法控制的。唐代的劉禹錫認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實際上只能是一種願望，有的東西根本是無從改變的。古人將這種無法理解、控制和改變的東西稱為“命”或“天命”。儒家的聖人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子所說的“命”到底是什麼？孔子的學生子夏說的一句話或者可以作為註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如果我們承認有命運，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命運”？既然命運已經決定了那麼多東西，人還能做些什麼呢？孔子和莊子對“命”的態度值得我們借鑑。孔子一方面承認天命的決定作用，人只能在天命的框架內活動，所以需要知天命，但另一方面孔子又以“天道遠，人道邇”而將天道暫時擱置，而去做人世的追求。孔子又認為，富貴長生不是人生的唯一追求，甚至不是真正重要的追求，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說，還有比“死生”、“富貴”更重要的東西，也正是這些東西使人生充滿了意義而有價值。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擱置天命，找到生命之根。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通俗地說，也就是“盡人力，聽天命”，只要盡了自己的努力，事情的成功與否則交付命運，因為生命的意義主要還在於努力的過程而非最後的結果。正因為有這樣的認識，所以孔子一方面天下滔滔，事不可為，但還是東奔西走，推行他的“道”。
莊子採取的態度是順應自然，安命處順，保全自己的生命，享受精神世界中的逍遙，不受物慾的煎熬，也就可以無視命運的存在。莊子將人生中種種無法解釋的現象都歸為“命”，人可以透過主觀努力改變一些事情，但是在命運面前，是無能為力的。既然無能為力，那就採取安命無為的態度。晉代的郭象給《莊子》作注，他認為每一個人的活動都是由先天註定的“性分”決定的，是自然發生的，人的努力是無法改變的。而人一旦進入這個世界，各自的活動又互相影響，使世界形成一個無比複雜的因果關係網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使最後的結果無法預料，因此每一個事物產生變化的原因也就迷失在無窮無盡的事物的因果關係網當中。郭象得出的結論是：所有事情在冥冥中註定要發生的，無法認知，無法改變，無法逃避，所以應當以從容的態度面對發生的一切，因為一切能遇到的，都是命中註定要遇到的，遇不到的是命中註定遇不到的。
一般說來，命運決定的是功名富貴，正如孔子所說的，人生中還有許多比功名富貴更重要的東西，命運還是給每個人留下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功名富貴可能與命運有關，但幸福快樂則決定於自己的心態，而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在有些情況下似乎又和命運相反，在歷史上留下姓名的人物，多數都是命運坎坷的，比如屈原、司馬遷，再比如李白、杜甫、蘇軾等。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放手去做，在命運所劃定的圈子裡盡情發揮，盡情享受，只要儘自己的努力，也就夠了，如果能突破這個圈子而有所創穫，那很好，如果不能，也很自然。我們既要“知天命”，明白自身所受的限制，可以安天知命，順應自然，如果真的要像孔子所主張的“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會淡然面對成敗，只求過程中的意義，不論結果。前幾年網路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我奮鬥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無數人的共鳴，而最近網路上發表的《我奮鬥了18年不是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更是令無數農村出身的學子感慨萬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