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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而是由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不這樣也是不行的。
婆羅門、神父、士等等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的本錢就是知識，而文化與知識又是分不開的。在世界各國文化傳承者中，中國計程車有其鮮明的特點。早在先秦，《論語》中就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士們儼然以天下為己任，天下安危繫於一身。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知識分子的這個傳統一直沒變，後來發展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後來又繼續發展，一直到了現代，始終未變。
不管歷代註疏家怎樣解釋“弘毅”，怎樣解釋“任重道遠”，我個人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所傳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個是我在上面詳細論證的愛國主義，一個就是講骨氣，講氣節，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帝王將相的非正義的行為面前不低頭；另一方面，在外敵的斧鉞前面不低頭，“威武不能屈”。蘇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優秀人物就是例證。這樣一來，這兩個特點實又有非常密切的聯絡了，其關鍵還是愛國主義。
如果我們改一個計算辦法的話，那麼，北大的歷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幾千年。因為，北大最初的名稱是京師大學堂，而京師大學堂的前身則是國子監。國子監是舊時代中國的最高學府，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其前身又是太學，則歷史更長了。從最古的太學起，中經國子監，一直到近代的大學，學生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這也是存在決定意識這個規律造成的。與其他國家的大學不太一樣，在中國這樣的大學中，首當其衝的是北京大學。在近代史上，歷次反抗邪惡勢力的運動，幾乎都是從北大開始。這是歷史事實，誰也否認不掉的。五四運動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雖然名義上是提倡科學與民主，骨子裡仍然是一場愛國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興中華，這不是愛國運動又是什麼呢？
我在北大這樣一所肩負著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的、背後有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的學府，真正是如魚得水，認為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寫過，我身上的優點不多，惟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我將來變成了灰，我的每一灰粒也都會是愛國的。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這樣一個懷有深沉的愛國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愛國主義傳統的北大幾乎度過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還有什麼呢？還能何所求呢？
1997年12月13日
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1）
按我出生的環境，我本應該終生成為一個貧農。但是造化小兒卻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從小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箇中年知識分子；又從中年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老知識分子。現在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但畢竟還是“難得糊塗”，仍然能寫能讀，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彷彿有什麼力量在背後鞭策著自己，欲罷不能。眼前有時閃出一個長隊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齡順序排成了的。我還沒有站在最前面，前面還有將近20來個人。這個長隊緩慢地向前邁進，目的地是八寶山。時不時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這八寶山。我暗暗下定決心：決不搶先加塞，我要魚貫而進。什麼時候魚貫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揮手，向人間說一聲“拜拜”了。
幹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並不輕鬆的，在過去七八十年中，我嘗夠了酸甜苦辣，經歷夠了喜怒哀樂。走過了陽關大道，也止過了獨木小橋。有時候，光風霽月，有時候，陰霾蔽天。有時候，峰迴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裡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內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是不是杜甫的詩：“儒冠多誤身”？“儒”，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一戴上儒冠就倒黴。我只舉這兩個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就對自己這一行膩味了。“詩必窮而後工”，連作詩都必須先“窮”。“窮”並不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也是倒黴。不倒黴就作不出好詩，沒有切身經歷和宏觀觀察，能說得出這樣的話嗎？
世界各國應該都有知識分子。但是，根據我七八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有其共同之處，有知識，承擔延續各自國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這兩點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處卻是多而突出。別的國家先不談，我先談一談中國曆代的知識分子，中國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