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大明美眉

第115部分 (第3/4頁)

老天都跟崇禎皇帝過不去了。

如果連續１３個月滴雨不下，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崇禎十二年六月到十三年七月，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現在的焦作一帶。整個河南省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

崇禎十三年八月，河內（今沁陽、博愛一帶）知縣王漢請來畫家，將本縣災情和饑民狀況畫成十六幅《災傷圖》報奏朝廷，他希望用最為直觀、最有衝擊力的方式，讓朝廷瞭解災情，目的是請求減免繁重的賦稅。

王漢是崇禎十二年六月調任河內知縣的，當時這一帶大旱，沁河斷流，河床乾涸。沒幾天卻暴雨傾盆，數日不停歇，沁河因之暴漲，數百頃田地化為澤國；又過幾天，漫天飛蝗過境，將剩餘的莊稼吃光。當年河內縣就發生了饑荒，王漢派人去外地買了大批糧食賑濟饑民。但厄運剛剛開始，從六月這場暴雨之後，一直到第二年八月王漢請人畫《災傷圖》老天再也沒下過一滴雨。由於旱得太厲害，老百姓沒法種麥子，而蝗蟲卻有了繁殖的良好條件，遍地蝗蝻，“無慮萬頃”王漢在附送的《河內縣災傷圖序》中說，由於秋、夏兩季絕收，“貧民食樹皮盡，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人皆黃腮腫頰，眼如豬膽，餓死累累”而就在這樣嚴重的災荒面前，朝廷不但不賑濟災民，反而仍要該縣承擔繁重的賦稅。除正常賦稅外，河內一縣額外要負擔的遼餉（與滿清作戰費用）、練餉（與農民起義軍作戰費用）２．４２萬多兩，還有其他雜七雜八的捐稅，“河內之賦之重未有如今之甚者也！”

在《序》的結尾，王漢說：“念皇上居深宮之中，遠軫民災，謹令繪工畫十六圖，而臣手記其略，冒死進呈。嗟乎嗟乎，圖之所能及者，得而見之；圖之不能及者，不得而見之也……可奈何哉！”

遭受如此嚴重的災荒，一個有良知的知縣仍要苦苦哀求減免賦稅，可見當時的明朝行政機構之冷血和僵死。而在民間，崇禎皇帝早就有了一個雅號——“重徵皇帝”承受如此深重災難的，決不僅河內一縣，而是整個河南。很多地方在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已經連續三年發生蝗旱之災，到十三年，別說窮人，就是小康之家也在死亡的邊緣掙扎。不是沒糧食，而是買不起，“斛谷萬錢”而官府仍逼收苛捐雜稅。於是整個河南“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是歲（崇禎十三年）中原盜起，時大飢，鬥米錢三千，人相食，群盜大起如牛毛”那年李自成進入的，就是這樣一個河南。他從淅川進入南陽，“饑民從自成者數萬”簡直就是烈火遇到大面積的乾柴。

李自成死灰復燃，隊伍迅速壯大，從南陽殺奔洛陽，攻下宜陽、偃師等縣。“饑民從者日眾，土賊一斗谷等皆附之，遠近響應，其勢漸強”這是李自成平生一大轉機，但這不足以幫助他取得那麼巨大的成功。他以前也曾強大過，可災荒一過，官兵進剿，還是被弄得“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潰圍”很多史學家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從這一年開始，李自成部隊發生了一種劃時期的改變。如郭沫若所說：“（崇禎）十三年後的李自成與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與其他‘流寇’首領也大有懸異。”

這種轉變“在各種史籍上認為是由於一位‘杞縣舉人李信’的參加”“有了他的入夥，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

從１６４０年年底開始，河南、湖北各地時常會見到搖著撥浪鼓的小商販，不怎麼賣東西，只喜歡教小孩子唱這樣的“流行歌曲”學會的小孩，能得到糖豆若干，唱得好的，能得到饅頭一個。

於是這些的歌謠迅速流傳開來。那時“比年飢旱，官府復嚴刑厚斂，一聞童謠，鹹望李公子至矣”這些小商販都是李巖派出去的，歌謠也是他寫的。今天，有人稱此舉為中國歷史上最為成功的公關廣告之一。它的成功，不僅是由於在傳媒不發達的時代找到了一種有創意的表達方式，更在於有一個極好的訴求主題，在公眾的心目中樹立了闖王的新形象。

“開門迎闖王，閉門拒官軍”明朝的軍隊早已失去了民心，他們比土匪好不到哪兒去。

明朝末年國庫空虛，財政困難，經常拖欠餉銀，很多部隊一兩年不發餉，只能給政策，讓他們自己去“創收”官軍要賣命打仗，卻沒有軍餉，搶劫起來理直氣壯。比如名將左良玉的部隊比強盜還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搶掠來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姦汙。這樣的官軍，怎麼能得民心？

住在洛陽的福王。此人“性鄙嗇而酷嗜財物”他擁有良田兩萬多頃，儲藏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