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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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邊哭邊喊，說劉國鋕、陳然你們在哪兒啊，我們不是說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們要抬著我們的紅旗，含著自由的熱淚，一起衝出去嗎？”57年後說起這句話，郭德賢依然淚水漣漣。
革命志士慘遭屠殺的訊息很快傳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慶軍管會：查明詳情，收斂遺體，清理遺物。
12月14日的《大公報》報道了人們在電臺嵐埡挖掘烈士遺骨的情形。“挖出的這二十九具屍體，全部腐爛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女志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已無法辨認。”“這二十九具志士的屍體除了每人穿一件內褲外，連衣服鞋襪都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迫脫掉。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們把那西裝、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擺地攤出賣……”
聽，歌樂山在哭泣（2）
經過數日的清理、挖掘，在歌樂山集中營範圍內，人們總共發現屍體332具。
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調集到歌樂山下。兩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綢裹屍。剛剛解放的重慶物資極度匱乏，人們竭盡全力，卻也只能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收斂烈士的遺體。
歌樂山腳下，從此多了一處巨大的墳塋，300餘位烈士長眠於此。他們的姓名和頭像被鐫刻在墳塋後的石牆上。1961年，根據渣滓洞和白公館裡的真實鬥爭創作而成的小說《紅巖》問世，已成為當代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小說。它還被不斷地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戲劇、歌劇，幾十年來經久不衰、感動依舊。若問其中的原因，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早就回答過：“《紅巖》是用烈士的鮮血寫成的。”
叛徒和特務的下場（1）
那些出賣、殺害革命者的叛徒和看守特務後來的命運又如何呢？
先說劉國定和冉益智。一個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一個是副書記。這兩人身居要職，卻在被捕後雙雙叛變，致使重慶乃至整個四川地區的地下黨遭受嚴重破壞。劉國定覺得自己官大，還和特務討價還價要當少將，掛了箇中校軍銜，最終升為上校。被劉、冉二人直接或間接出賣的地下黨員，大部分犧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館。
重慶解放前，劉國定苦苦哀求保密局頭子毛人鳳讓他去臺灣，自然被毛人鳳一腳踢開。他又籌措路費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錢，只好先逃到成都，後來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慶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脫險同志登記處”，厚著臉皮找羅廣斌要求登記，被脫險同志認出，一頓訓斥，叫他趕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個月後，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國民黨軍統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李修凱當時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於立功表現，他一見冉益智就喊：“你這個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務！”兩人邊叫罵邊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邏的解放軍發現送進了公安機關。
1951年，劉國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臨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將屍體“棄之於荒郊，與草木同腐”。
叛徒任達哉出賣了許建業，為敵特的大破壞立下“首功”，但仍被視為“###分子”關進渣滓洞，死於“11？27”大屠殺。塗孝文和蒲華輔“守住了最後一道防線”，沒有再繼續出賣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務槍殺。至於出賣了冉益智的餘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黨員，不能以叛徒論處，被送往農場接受改造。
那些雙手沾滿革命者鮮血的看守特務也沒能逃脫法網。白公館副所長楊進興後來改名楊大發，潛逃到四川南充縣青居鄉。在那裡，他換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幾畝地，當起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後來的減租退押和土改中，楊進興狠鬥地主階級，因此被評為貧農，分了田地，還當選互助組小組長。1952年8月，有人偶然聽到楊進興夫妻兩個鬥嘴：“你惡啥子？你自己幹過些啥？政府現在到處捉特務，你敢到鄉上去坦白？”1955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鄉親們把這個可疑情況反映給公安機關。一調查，人們才知道，這個“楊大發”正是殺害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劊子手。殺害楊虎城將軍、小蘿蔔頭，製造“11？27”大屠殺，他也有份兒。1958年5月16日，楊進興被執行槍決。
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長徐貴林，就是小說《紅巖》中的“貓頭鷹”。“11？27”大屠殺之後，他被編進了胡宗南部76軍80師，在戰鬥中被解放軍俘虜。當時，解放軍並不瞭解他的底細，就當做法一般俘虜資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