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紀事2007

第5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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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楊漢秀的兒子在清理母親遺物時，才知道她就是黨組織派往重慶的“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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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池其實沒挖成

沒有任何工具，人們就用指尖去掏挖泥石，艱難地但是一心一意地擴大著水坑。使他難以忘懷的是，一個斷了一條腿的女戰友，邊挖，還低聲唱著一首歌。

……果然，正像他昨夜想象的那樣，山泉已浸滿了土坑。一池清水，映著碧天，閃動微微的漣漪。

——引自《紅巖》

小說中的這段情節取材於渣滓洞裡真實發生的一場“飲水斗爭”。

“特務每天就發一缽水，”傅伯雍用手比畫著一個飯盆大小的容器。“一個牢房二三十人哪夠啊，女同志生活就更困難了。”那是1949年的夏天，兩個多月裡，重慶沒有下雨。

有天放風，難友們有了驚喜發現。“外牆牆腳有個縫縫，大概就在樓一室和樓二室之間。（牆縫）被水浸溼了，周圍的地上也有溼溼的水印。陶敬之就說，咱們來挖個小坑坑，把水挖出來。”陶敬之是位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被叛徒塗孝文出賣關進了渣滓洞，被捕時是湖北宜昌特支書記。

“開始時候，大家的確是用手摳，水越聚越多，但大家的手也破了、腫了。後來我們就想做個挖水的工具。”傅伯雍記得，想來想去，大家想到了做床板的楠竹片。牢房裡正好有位難友剛收到家人送的罐頭。“我們就抽出個竹片片，拿罐頭鐵皮把它一點點削尖。”

陶敬之有點急脾氣，一心想早點把水挖出來。一輪到他放風，他馬上端起盆子，扔兩件衣服進去，走出牢房門。“我要洗衣服，得找樓下的傅伯雍借肥皂。”他朝看守“解釋”了一句。看守一點頭，他噔噔噔地跑到傅伯雍的牢房門口要竹籤兒。

陶敬之高度近視，根本沒注意到看守“狗熊”正死盯著他。竹籤子剛到陶敬之手上，便暴露了。

“這個是誰削的？”看守特務衝著樓下八室一陣咆哮。傅伯雍站了出來：“我做的。”

“把他們拉出去！”傅伯雍和陶敬之被拽到放風壩上，收風了也不準回去。“多大的太陽啊，我穿的衣服全溼了。‘貓頭鷹’還拿個木頭片片，叫我們伸出手來。我們才不伸呢，他就照著我們亂打一氣。”傅伯雍說。“特務打人啦！”“不準打人！”這時，樓上、樓下，每間牢房都傳出吼聲。特務一時被嚇住，只得住手，但堅持不肯放兩人回牢房。

渣滓洞監獄裡有個獄醫，姓劉，很同情被關押的革命者。有難友就偷偷託他想想辦法。劉獄醫跑去給“貓頭鷹”和“狗熊”一人送了3支菸，又說，這兩人是病號，再曬下去出人命怎麼辦。特務這才同意放人。

“跟小說寫的不一樣，飲水坑最終沒挖成。”傅伯雍說。但從“飲水斗爭”之後，特務被迫同意增加供水。每天早上放風時，特務點名，一間牢房出兩人，到監獄外的小河溝裡去挑水，大家的飲水問題就是這麼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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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紅旗的到底是誰？

“線兒長長針兒密，含著熱淚繡紅旗，熱淚隨著針線走，繡出一片春訊息。”1964年，一曲《繡紅旗》唱遍大江南北。

繡紅旗的牢房如今已經闢為展室，就在白公館平二室。一面“五星紅旗”擺在櫥窗裡。

叫它“五星紅旗”有些牽強：一顆大黃星居中，四顆略小些的黃星分列四角——這和真正的五星紅旗實在對不上號。但是，除了“五星紅旗”，任何人想不出更好的名字來稱呼它。

在人們印象中，繡紅旗的是江姐她們，事實上卻另有其人。

獄中聯歡會上的“踢踏舞”之後，特務們被羅廣斌氣得沒法子。再加副腳鐐？沒用的。他們乾脆“打發”羅廣斌“上大學”了。按照羅廣斌在報告中的說法，警備部、二處等地是“小學”，渣滓洞是“中學”，白公館則是“大學”（一說，渣滓洞、白公館是中學，貴州息烽集中營是大學）。關進白公館看守所的，都是重犯。

就在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8個月之後，1949年的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10月7日，五星紅旗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升起7天后，白公館的難友們聽到了訊息。在看守特務的監視下，他們激動地歡呼，但是隻能用耳語般的音量；他們激動地擁抱，但下一個動作只能借勢在地上連連打滾。

那一夜，沒有人睡得著。羅廣斌忽然有了個主意。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