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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莫過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先富起來的一批人。靠倒賣商品先富起來的那批人由於普遍缺乏文化素養，一度有錢幾乎和“惡俗”劃了等號。諸如旅遊鞋配西服，太陽鏡不撕商標、領帶打在毛衣外面等等，可謂笑話一籮筐。如果說這些現象被時間淹沒，已了無痕跡，那麼，那個年代留下的建築所折射出的時代烙印是磨不掉的。不信你看看北京長安街上的建築，上個世紀50年代甚至60年代的，今天看來仍不落伍，惟獨80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初的建築格調不高。比如，央視大廈、民航大樓、交通部大樓等，這些建築的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大量用瓷磚，這種小人乍富的裝飾手法被一位法國朋友譏諷為“巨型公廁”。二是別管風格是否合適，都要“戴帽”——…造一箇中式的屋頂。這些建築特點與旅遊鞋配西服一樣，一言以蔽之：缺乏品位。
文化素養也不能簡單等同於知識。有錢不一定有品位，有知識同樣不一定有品位。比如，在某些領域很有知識，甚至讀到了博士，可舉止言談依舊粗俗的大有人在。文化素養說白了是一種綜合素質，是性情長期陶冶出來的綜合產品。古人對君子的要求，學富五車還不夠，還要精於琴棋書畫，要來得筆墨丹青、撫得高山流水，甚至吃都要吃出品位，要“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能達到如此境界的今人恐怕不多。
蘇東坡曾經感慨：“書到此生讀已遲”，這話頗值得回味。其實一個人優雅品位的形成同樣即有後天成分，也有先天因素。這裡所謂先天，除了遺傳更有家教因素。中國古代名門望族都有世代傳承的家訓，以規範後代的行為。歐洲貴族學校從小就非常注重禮儀教育，坐臥行走，甚至不同酒杯的端法都馬虎不得，姿勢不能錯。正所謂“三代學會吃喝”，貴族不僅要從小培養，甚至是要經過幾代才能陶冶出來的。
覃賢茂點評：
三代才能培養出一個貴族，有這樣的說法。
文化素質的底蘊，對一個文明社會真正的發展，其作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關鍵是怎麼樣來培養和提高整個社會的文化素質的層次。
優雅品位從何而來？（2）
我個人以為，當下現在，文化素質的教育培養，缺少一種前瞻性和引導性。
處於資訊爆炸傳媒發達的現代社會，或有人稱之為後現代社會，流行的文化元素，實在太過膚淺，雜而不精。
最近中央臺的百家講壇，似乎重新掀起了一場群眾性重新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運動，但其利弊，卻很難說。
為何共苦容易同甘難？（1）
靠智慧練就豁達，過程比較複雜。這需要先找到一把鎖，鎖住自己得寸進尺的貪慾。同時，還要找到一架梯子，讓自己不平衡的心，安下來。這架梯子就是：縱比而不橫比。（提要）
網友“千江月”引用了朱德庸的一段話：一個男人帶著一顆誠摯的心去尋找女人。一個女人也帶著一顆誠摯的心去尋找男人。他們彼此相遇，但最後還是失敗了。因為他們忍不住比較了一下到底誰的心更誠摯。
這段話讓我想到這樣一個似乎古往今來都難以破解的宿命：共苦容易同甘難。你看，大到得了天下的皇帝與大臣，小到經過千辛萬苦創業而獲得財富的合作伙伴，多是創業時雖九死一生，但共苦的大有人在。相反，一旦大功告成，本來該享福了，昔日情同手足、生死與共的搭檔，不少卻反目成仇。
歷史上，智如張良者，能功成身退，故得善終。蠢如韓信者，自侍功高，不知進退，結果丟了性命。這樣的故事，翻翻歷史，俯拾皆是。
為什麼人類共苦容易而同甘難？原因各色各樣。在我看來，共苦靠義氣，同甘靠智慧是重要原因之一。
重義支撐共苦，不言自明。而且中國人重義，一個義字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體現。不信問問自己，有誰會認為自己不講義氣？雖然一個人是否重義最終要靠別人評說。
的確，在每個中國人心裡，義差不多和孝等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道德標準。所以，恐怕沒有哪個中國人願意承認自己不孝、不義。相反，我們常聽到的一句凜然大話是，“即使你對我不仁，我也不能對你不義”。由此觀之，在中國傳統的五德“仁義禮智信”中，義可能是淪喪最少的。因此，義這一不太稀缺的道德基礎，使得我們往往能夠做到共苦。
同甘靠智慧則不同，因為支撐同甘的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小聰明、小算計，而是大智慧。
今晚看電視，臺灣的國民黨籍立委邱毅明天將入獄，他在電視裡不無感慨道：“
